张化桥：

各位晚上好，谢谢复旦大学王永钦老师安排的这个活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消费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

我认为，未来5-7年內很可能是中国不良资产的黄金时段。二十多年前，中国的银行家数很少，基本上都被三角债，也就是不良资产，困死了。但是所幸，那时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很低，信贷在整个经济中的覆盖面还不广，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拨款改贷款中走出来，“借款还钱”的文化还在早期的培育阶段，处理信贷违约的基础设施（比如调解、催收、仲裁、判决、执行）还基本上没有。

那时，中国政府引进了美国AMC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概念。大家知道，美国在八十年代有过一个社区银行的大危机，大批储蓄贷款协会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s 因为发放太多的按揭贷款给低收入人群而倒闭了。美国的那个处置机构叫 The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我们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在它们成立后的十年，中国的高通胀就把它们手上的不良资产都变成了香饽饽。但它们有庞大的机构，很难解散，于是为了机构生存，开始进入租赁、银行、信托、证券等领域，也成了不良资产的生产者。

消费信贷/小微企业信贷是全世界的顽疾

眼下，虽然企业信贷产生的不良也是铺天盖地，但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主要是谈所谓的小微企业信贷和消费信贷的不良，因为这两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消费信贷/小微企业信贷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很像烟草、酒精、博彩一样。这种产品的消费不是越多越好，必须十分谨慎。根本的原因是：小企业的死亡率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很高，再加上高昂的金融媒介费用，因此行业的利息率必须很高、必然很高。

而反过来，小型企业在长期支付高利息的情况下，又不可能繁荣，甚至无法生存。而利率太低，信贷机构又会亏钱，终究会退出市场。所以，在某一个额度之上，小企业信贷往往只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互相伤害。而这个额度是需要非常大的技巧和意志力才能控制的东西。人往往贪心、信心爆棚。所以，只有少数伟人才能控制好这个额度。经济稍有波动，你就翻船了。所以，最佳的信贷额度也许是零。

对于做消费金融和SME金融将近十年的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也许代表了我的醒悟或者叛逆，也许我想岔了。

我认为消费信贷/中小企业信贷在中国已经走过头了。我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和小型企业来说，即使零利率、软贷款也很危险。

举几个例子，比如，美国的学生贷款利率大都在3-5%。不高啊！但是，累积下来的债务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再比如，二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的各种下属机构都对第三世界穷国发放过一种“软贷款”：利率低、限制少、期限长、甚至可延期。但是，结果基本上是打水漂。很多国家因此长期负债累累，爬不起来。原因主要是，第一，各种费用（美其名曰技术援助）吃掉一大块；第二，腐败政府和官员贪污一大块；第三，更重要的是，即使零利息，你也得还本啊。很多项目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中小企业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即使是负利率，也还不起。中国也曾长期享受这种援助。但是结果都不理想。

所以，结论是，中小企业融资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人类会不断尝试，但低利率根本不是个办法。在欧美，在任何国家，小型企业要想获得银行贷款，都是既难且贵。小型企业的融资问题，大家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每个政府都有小型企业管理局，或者类似的单位，可见这件事是个顽疾。

即使在新冠肺炎来临前，欧美的央行货币政策利率已经接近于零。中国的分析师们都以为欧美企业的融资成本低。大错特错！即使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债务成本也在10%左右，他们还算幸运的一族。在香港，基准利率很低，因为实行联系汇率，所以香港利率与美国一致，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中国大型房地产公司在香港的发债成本都在10%上下，远远高于大陆的利率。

新冠肺炎以来，欧美企业（大、中、小）的真实融资成本跟央行的政策利率反方向变动。央行降息，市场加息。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债息和贷款利率太低，完全不够弥补债权人承担的风险。

小型企业的融资往往与消费金融绑在一起。消费金融大约从6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而差不多同时，普惠金融在孟加拉国、印度和非洲、拉丁美洲也成了一个很时髦的现象，特别是尤努斯的大力宣传。

在欧美，二战以来，消费金融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意。但是除了住房按揭的利率似乎比较低以外，信用卡、汽车贷和其它类型的消费信贷，在支付了10-20%甚至更高的利率之后究竟給消费者带来了多少福利，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

消费者当然有权享受消费信贷，就象银行有权发放消费信贷一样，但是，这个产品的历史作用，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