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盈盈】

大家好，我是黄盈盈，我今天讲的是“小姐研究二十年”。我第一次研究是1999年的寒假，在深圳下沙，这样的一个农民楼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住在501，是500块钱一个月。

深圳下沙的农民楼

那个楼里住的基本都是到深圳打工的打工妹、打工仔，当然也包括小姐。我的楼下是四个妈咪的地盘，在附近的小巷子里至少有十几家小发廊。刚开始我就在这个巷子里遛来遛去，希望可以认识一个小姐，让她带我坐进发廊。

大概在一周以后我如愿以偿，后来那些认识的妈咪跟小姐就跟我说，瞅着你吧，天天在那里遛来遛去，也不接客，看着也不像是便衣，也不像是记者，我们琢磨着你大概是个被香港人包养的二奶。

我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场。我们师门的田野调查故事写在了这本《我在现场》里面，出版的时候已经是2017年了。

黄盈盈与学生们合著的田野调查笔记《我在现场》

这二十年里，我从一个硕士一年级的学生，到现在留校任教，我的生活发生了蛮大的变化，下沙以及我们去过的红灯区基本上也已经面目全非。小姐的生活，她们的处境又怎么样了呢？我时常在想，小姐于我的意义是非常显在的，可是我对于小姐的意义又在哪里？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能力的局限，以及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今天之所以还有信心站在这里，大概是这么多年来至少我还在坚持着一些观察跟思考，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走进小姐人群，了解她们的生活。

1999年-2002年：四川、深圳、东北

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三个大背景下展开的，1999年到2002年的时候，我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职业流动，这样一些议题。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四川，当时有一个家里开发廊的男大学生，他跟我们聊天，他就说，四川是一个小姐培训基地，小姐到这从事了这一行，熟悉了就开始流到其他地方去了，比如说流到深圳。四川的那个小镇非常有意思，90年代初招商引资，想建成开发区，可是开发区没有建成，红灯区建成了。

后来我们去了东北，东北那个时候有非常严重的下岗潮，很多妇女瞬间就被甩出了体制之外，相当多的人进入到了性产业，比如说足疗、按摩。

1999年-2002年：新疆、云南、四川、宁夏、广西

差不多是在2001、2002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在艾滋病防治的背景下关注小姐以及嫖客。我们的研究不光是关注小姐，当时我们在四川跟云南，跟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嫖客做了180多个访谈，试图从他们的角度看一看性产业。

2010年至今：山东、天津、深圳、云南、广西

201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可能知道大扫黄。这个时候我跟潘老师（潘绥铭），我们去了六七个地方，看扫黄带来的影响，包括这个产业里的人如何去应对扫黄，以及扫黄的效果怎么样。2014年到现在，我跟学生也会关注那些服务于小姐人群的草根组织的发展，他们非常了不起，但是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二十年来，小姐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

在一个跨时空、多主题的比较与联系里，包括跟不同的主体对话，我觉得可以看到一幅比单一的田野点更为完整的小姐景象。

这张图大致可以描绘出小姐的人物关系，我通常称之为性产业ABC扫盲图。大家可以看到，或者说你也能想得到，在这幅图中处在中心位置的是妈咪、小姐跟嫖客。

可是很多人不会注意到，这个图里其实卷入了非常多的社会力量，包括研究者、警察，包括草根组织的人，也包括小姐的男朋友、她老家的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在这个红灯区里。

我尤其要提醒一下的是，在这个网络图里有一群非常重要的人，但是却经常被忽略，就是社区里的老乡、邻里，比如说卖鞋的，卖穿的，还有一些小诊所。

如果你这个关系处理得好，那是一个保护力量，或者是支持型的力量，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举报者。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举报是什么感觉，抓现场是很难的，抓到了通常都是因为被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