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大组阁“两难”，国家发展顽疾依旧

正是界限分明的传统政党生态，加上本次大选形成的“悬浮议会”局面，决定了新政府的产生绝非易事。按照南非宪法，选后各党派议员最晚要在两周内选出新任总统，拉马福萨能否顺利连任、联合政府能否按时组建，这两周内必将见证一番激烈的博弈。

包括英国BBC在内的国际媒体都指出，非国大（其实也包括其它主要政党）陷入了组建政府的“两难困境”。而这种困境的背后，根源仍在于南非转型发展30年来难以克服的顽疾，以及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难题。

就联合组阁而言，非国大与民主联盟作为议会前两大政党携手是一个选项，且二者都没有排除与对方合作的可能。如果成功，便意味着拉马福萨不必看祖马和“民族之矛”的脸色，民主联盟也可以阻止其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即“非国大+‘民族之矛’”或“非国大+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激进左翼联合政府。

不过此举难度巨大且具有风险：民主联盟不赞成非国大的黑人经济振兴政策（BEE），始终反对无偿没收土地的激进改革方案，目前正在极力反对非国大政府力推、政府买单的《国民健康保险法案》（NHI）；反过来，如果非国大与处处跟自己作对的民主联盟合作，则免不了遭受其它黑人政党和黑人选民的抨击。

例如，经济自由斗士党主席马莱马已经警告非国大，不要组建“强化白人至上”的政府、沦为“白人帝国主义议程的傀儡”。非国大全国主席、南非矿产资源和能源部长格韦德·曼塔谢更进一步表示，黑人经济振兴政策是不可谈判或退让的底线。

但如果非国大选择与曾经的“党内同志”再携手——跟“民族之矛”和（或）经济自由斗士党合作，难度与阻碍同样不小。祖马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愿意毕生忠于非国大，也乐见“民族之矛”与非国大合作，但条件是拉马福萨必须下台。对此，非国大在选后已经放话，拉马福萨不会辞职。

当地时间2024年3月27日，南非德班，南非前总统祖马在高等法院外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来源：Rogan Ward/澎湃影像）

除了个人恩怨与政治斗争，非国大与这两党最主要的矛盾在于南非宪法的存废问题。非国大和拉马福萨支持1994年制定的南非新宪法，反对修宪，强调任何联合政府协议都不能背离现行宪法的框架。然而“民族之矛”认为目前的宪法是当年各方妥协的产物，只有彻底推倒重来，才能建立“没有约束的议会民主制”。

经济自由斗士党则认为宪法条文在法律上阻碍了其无偿没收白人土地的政策实施，要求予以修改。该党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一土改政策是其“极为重要的原则”，是加入非国大联合政府的必要条件。

略为讽刺的是，民主联盟在政策上与非国大处处对立，可二者对国家根本大法倒是具有共识：坚决维护南非现行宪法，既不能废除、也不能修改。选择民主联盟，意味着得罪相当数量的黑人群体；选择“民族之矛”或经济自由斗士党，意味着宪法难保，甚至危及拉马福萨的个人权位。非国大的处境和选择是名副其实的“两难”。

对于南非人来说，各政党互不相让的议题都不新鲜。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南非告别种族隔离、白人统治30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和发展问题，阻碍着南非社会各群体跨越分歧、走向团结，导致新生的南非在发展的道路上磕磕绊绊。

当初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制定新宪法、推出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革政策，目的在于避免流血冲突和国际孤立，建立族群平等、和解包容、社会公平、和平稳定、发展进步、实现民主与繁荣、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新南非。为此南非的宪政制度与后续政策既要保证黑人权益、恢复社会公平，又要照顾白人的既有经济利益，避免国家再度陷入对立与分裂。

多方兼顾的同义词是不乏妥协，而且很多时候会“两头不讨好”，各党派针锋相对的土地改革问题便是典型体现。南非宪法第25条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私有财产，没收财产（包括土地）只能服务于公共目的，而且要予以赔偿。由于宪法的约束，南非没有重蹈邻国津巴布韦“打土豪、分田地”的覆辙，但也导致土地改革、社会财富再分配进程缓慢。

目前南非白人仍占有全国72%的私人农地，引发了广大黑人群体和政党的不满，骚扰和暴力攻击时有发生。激进的黑人政党认为宪法第25条阻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必须修正，将无偿没收白人土地合法化；非国大担心修改宪法会导致国家基石不稳、引发更严重的动荡，但也认为土地问题必须加以处理。

民主联盟同样反对修改宪法，但对如何贯彻宪法有着不同于非国大的理解，认为必须按照其字面规定实施土地改革，不能在宪法框架外另行采取措施。按照民主联盟的理论，如果非国大与激进的黑人左翼政党“合流”，南非将“暗无天日”，沦为“下一个津巴布韦或者委内瑞拉”。

考虑到修改宪法需要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票，而非国大、“民族之矛”、经济自由斗士党的议席加起来距此还差三席，因此土地改革问题显得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是悬在南非社会头上的潜在风险。

除了土地改革，转型的阵痛几乎持续存在于南非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多数决”的民主与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如何平衡，从而避免族群对立、社会撕裂；

黑人经济振兴政策是否造成了对其他族群的“逆向歧视”，如何保证全国各族群的弱势群体都得到经济支持；

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如何处理，才能既实现发展与效率、又保障公平和民生福利，并在潜在的全球性风险中提高南非经济的韧性；

新的单一制国家体制与（少数族群支持的）传统联邦制的特征并存，其对行政和治理效率的影响能否消解，如何通过制度建设维护、促进国家整合与团结；

传统民众对现代政党的信任度低，高度分化、极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尚不能与国家良性互动，导致政府施政与民间需求存在显著脱钩；

国家机器和公共行政部门仍未发育成熟，腐败、裙带关系、政治任命等因素阻碍国家职能有效发挥，连国家电力公司Eskom的运营能力不足都能导致南非陷入全国性的缺电危机……

必须要指出的，南非当年迈出民主转型的步伐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强行维系白人少数统治，只会让南非在“种族内战”和国际制裁的重创下走向崩溃。更不用说南非转型以来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连南非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也多次强调“新南非的积极面远大于消极面”。

只是曼德拉、德克勒克们已经完成了开启南非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而如今的南非政治领导人则要承担起这一时期的重任——切实处理久拖不决的转型遗留顽疾与发展难题。这次大选催生的新政党格局或许有其正面作用，能促使各政党放下任性、坐下来寻求底线共识，为南非民众的共同利益探索出合适的治理与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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