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一、“闹剧”的缘起，不止是那个商人

10月18日至25日，土耳其与西方世界在短短一周内上演了一出全球瞩目的“外交风波”。

先是美国、德国、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10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土耳其释放被其指控参与2016年该国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商人奥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但当他们习惯性地就土耳其违反“普世价值”的行为再度试图施压时，恐怕没有想到土方的回应会如此激烈：

10月19日，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了上述10国驻土大使，谴责他们干涉土耳其司法系统，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10月21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非洲的回程飞机上对随团媒体表示，“我们无法接待这群人。轮到你们来说教土耳其了吗？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10月23日，埃尔多安在出席活动时宣布已指示外交部长尽快宣布10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指责他们“无礼”，声称“他们不再了解土耳其的那天，就得走人”，引起了现场群众欢呼。

看着埃尔多安可能要来真的，看似“来势汹汹”的10国也迅速“服软”。两天后，美国驻土大使馆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声明称“美国指出其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即不干涉他国内政）”。很快，其它国家要么转发美方声明，要么发表类似声明，埃尔多安旋即表示土耳其不再将10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土耳其发出“驱逐大使”的威胁后，美国驻土大使馆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声明，来源：美国驻土大使馆官方推特

乍一看，引发这一轮外角风波的是奥斯曼·卡瓦拉一人。然而，这位土耳其商人及其近期的遭遇并不寻常，而西方10国此时发难，也是并非偶然。

卡瓦拉出自烟草贸易商家庭。1982年，25岁的他因父亲去世而放弃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到土耳其接手家族生意。此后20年，他在土耳其的电子与通信行业颇为活跃，率先将康懋达64家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口至土耳其，扩大了家族生意的版图，成为名副其实的成功商人。

与此同时，他在出版行业也颇为活跃。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他在1983年便与人联合创立了“İletişim Yayınları”出版社，发行亲民主理念的读物。随着该出版社不断做大，也出版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内的一系列土耳其名家名作。此后，出版土耳其语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更奠定了他在出版行业的地位。

“İletişim Yayınları”专注于发行亲民主理念的读物。来源：İletişim Yayınları

而支持瑞士历史学家汉斯·卢卡斯·基瑟写出《塔拉特·帕夏：现代土耳其之父、种族灭绝的设计师》一书（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表示卡瓦拉的支持“对我成功启动研究至关重要”），进一步表明他始终关注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事务，绝非一心只关注积累财富的纯粹商人。

如此看来，卡瓦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醉心于支持、建立非政府组织（NGO）也毫不意外：从致力于环境保护的TEMA，到关注欧洲和平、民主与人权的“赫尔辛基公民大会”，再到1999年伊兹米特大地震后将工作重心彻底放到NGO上，卡瓦拉与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牵涉也越来越深，也因为其NGO事业被国际舆论戴上了“慈善家”的头衔。

事实上，卡瓦拉真正开始与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府产生过节，也是始于NGO。

在他支持、成立的众多NGO组织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土耳其分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前身为开放社会研究所，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创立的国际捐赠组织，为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其明确目标在于推动司法、教育、公共卫生和独立媒体的发展。而该组织的名称，则受到了索罗斯的大学老师、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启发。

该组织的首页便明确宣示了其要推动民主的目标，来源：开放社会基金官网

该组织在37个国家有分支机构，而比其规模和广度更知名的，则是其在成立之初便发挥的影响力。“开放社会基金”的前身，便是索罗斯自1984年起，在匈牙利等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基金会。用美国资深作家伯纳丁·阿伯特·霍杜斯基的话说，这些基金会自创立之初便努力推动苏东国家走出“发达社会主义”模式。

1993年，索罗斯在这些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从而更有力地支持位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索罗斯基金会。到了2010年更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后，该组织将其活动范围扩大至全球。随着该组织持续支持不少国家的异见和反政府组织，一些国家也开始对其有所警觉。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去索罗斯化”的声音，而俄罗斯更是在2015年禁止该组织在俄境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