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政治哲学专业教员）：中国共产党具有人民性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全球格局变迁中一个最大的事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我明显感觉到解释西方和中国传统，如果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都还比较容易。但解释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可能很难。因为这是古今中西的一个汇集。

近几年中国的话语自觉、文明自觉，相比以前有所改善。知识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复制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现在的声音开始走向多元化，但防御性、抵制性的话语仍比较多，即“破”比“立”多。比如关于选举民主、宪政，我们有很多反思，但是往往又沦为另一个极端。我们一说到民主就强调中国式民主，但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什么？宪政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所属，而我们却没有新的理论生产出来。基于此，我提出一些相关点来思考。这种理论创造需要三个方面的重新解释，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共本身。这些都是一些宏观和基础性的概念。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政治哲学专业教员 刘晨光

第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从我们党自身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也有传统文明的源泉。这包括把中国社会主义放在几千年的、一百年的、六十年的、三十年的等不同时期中来理解。

其实，回到最初立国的时候来看，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必然性。首先是因为前面各种方案、试验、力量都失败了。总的来讲，中国近现代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家遭遇西方，必须进行大的转型。这种转型背后是文明再造这样一个大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它能够经过社会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来调动社会整体性的力量。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对西方批判式的超越，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所以，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不要步西方资本主义之后尘。三是我们传统的天下观。选择社会主义和这个也有密切关系。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同时既有民族复兴的东西，也有普遍人类担当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理解。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来还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几个概念是我们创造性的成果，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发展不是非此即彼，不再好走极端，而是一种比较注重协调、中道、和谐的发展。然而，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这种发展中仍然内在的矛盾如何真正走向均衡，相关的新的解释和理论是不是能够固定下来？

总的来讲，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能还是要放在传统的中道文明里来看。我们大概需要像历史上吸收佛学、佛经一样，通过中国传统文明来“化”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重新理解中国政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价值基础。我们过去讲道统、政统、法统，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道统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统、法统如何解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和政协成立65周年两个大会的讲话中，都说到这个。讲话中包含了一些可以正面立论的政治哲学，比如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三位一体，即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讨论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发展，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来进行。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框架进行更为扎实的解释，包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法治的关系等等，都要给出学理分析。

虽然马克思主义讲到，要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但当世界主要的单位还是国家，还是政治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主权之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其实质是主权者和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只要一个共同体存在，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真可谓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里讲到的宪制或宪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框架。

其实，美国最初成立也是为了集权，也面临着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即反帝反封建。反帝是从英国独立，反封建是把分裂割据、各行其是的十三个邦组成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联邦。只要是政治共同体还存在，就需要某种集权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美国建国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也面临一些重大争论，比如一部分人主张采用英国的君主制，但最后实行了共和制。美国最终选择了总统制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其中既有共和因素，又嫁接了君主制的因素。美国宪政发展史，总统权的问题一直是重点。比如，林肯、罗斯福都在一定条件下打破了既有的框架。当一个国家面临大的政治危机时，需要最高权力的集中，甚至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出现。

而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放在主权-宪政结构中进行理解。现代国家可以说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国家主权都应该由人民来掌握，但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都要面临谁来代表人民行使这个最高权力的问题。代议制中的代表只是代表部分利益，甚至是某些地方、某些州的利益。那么谁来代表整体的利益？

对于中国，共产党正如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由它来代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不过，共产党这种新的“君主”，其政治领袖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严格的锻炼和考验产生出来、党内比较认可、非常卓越的职业政治家。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如果党内出现各种派系和纷争，乃至“党中有党”，发生分裂，甚至无法产生自己的领袖，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生了西方理论所说的宪政危机。所谓宪政危机就是既有的政治秩序出现问题，内部发生紊乱。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议较多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党的领导和法治秩序之间，内部是存在张力的。总之，在现代人民主权状况下，谁代表人民来行使主权才是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总的一个判断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来看，包括我们选择中共这样一个团体来担当国家再造和文明再造的过程，都要有大历史的理解。中共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它是一种发展型的、使命型的政党。近几年，我们更多强调了民族复兴的任务，其实中共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使命感。而共产党在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群众性政党，这主要体现在其先进性上。这种先进性和这种使命感是相应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使命型的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世俗化的变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本身式微，不再能深入人心。在中共发生大的变化，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先进性？我觉得还是要抓住党的建设本身这个老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够真正选出贤能的干部为人民所用？官员的选拔、教育、考核、监察，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关系问题。中共建立新中国，不同于传统的王朝政治，因为共产党本身有人民性。党不是一个精英寡头。为人民服务，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种人民性的体现。人民不同于过去的臣民，也不同于公民，它是一个第一位的政治性概念。即便是在西方经典的政治学理论，比如卢梭的理论中，离开“人民”也无法理解“公民”。不是不能讲建设公民社会，但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公民不是由经济性的小市民概念衍生出来，而是源于构成政治共同体的人民概念。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再造人民？

从现实来看，中共面临着很强的利益问题，甚至派系问题。这都需要制度建设方面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来解决。从理想上来讲，希望中共能保持良好的人民性。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需要执政团体的团结、中共内部的统一。共产党现在要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并把中国的事情办得越来越好，首先要实现党内的团结。从这个意义来讲，党内制度建设，包括如何发挥好党内民主集中制，怎么保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政体，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无非两种——贵族或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即有钱的少数人统治，还是没钱的多数人统治。共和最根本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怎么取得妥协，即少数在保持内部团结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建设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赢得最广大民众的认可？这些年我们虽然强调保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但仍然做得不够。我们讲人民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甚至我们提到中国民主是“两条腿”走路，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要走。我们没有否定选举民主，但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在这个方面如何扩大民众的参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中共通过党内监督和反腐败进行自我完善，还要有更多民众更好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间。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创新，让既有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有创造性，更能够为国家发展贡献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