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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曹锦清等:依法治国讲了三十年,十八大再提意义何在?
关键字: 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依法治国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政治体制美国话语西方话语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
如果说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两套对立的话语体系,那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政党研究方面。两套话语体系是格格不入的:一套是从列宁主义出发,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理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内容的话语体系。还有一套是以萨托利的观点为典型代表。他把政党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党和部分的政党,而作为整体的政党,又被称为党国体制。
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但社会科学不能离开交流。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无法和西方的话语进行交流,那么这套话语体系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如何在自主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同时,实现这套本土话语体系的全球化,即不能只强调本土的,还要注重本土的全球化,共建一个话语交流的平台。我之前写了一篇《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代表性和代表力的概念。深入分析这组概念,会发现中西方政党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同时,也引申出很多值得反省的问题。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建华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存在解释的误区,或者说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到底够不够?西方话语制度中最具霸权的是竞争性政党的理论。从霍夫斯塔特开始,他在总结美国政党发生和发展的运作逻辑基础上提出“合法反对”的概念,包括对反对认同、有组织的反对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自由等。我们很多学者只要进入这一套理论和概念之中,便甘拜下风。很少检讨他的理论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萨托利所说的两个异质连续统的提法就是有问题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墨西哥,它从国家行动党一党制过渡到现在三党鼎立。戴蒙德等也在反思西方的这套政党理论。他认为西方政党理论最初都是源于某一个地区和一些国家的,没有抓住其他国家政党的特征。然而,戴蒙德的分析还是没有点出问题的本质。基于此,我考虑能否从西方概念内部出发寻找其漏洞。
西方过多地把政党和选举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谈问题而失去社会的维度。政党原本是什么?萨托利认为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社会多元主义不同于宪政多元主义。他又认为政党有三个功能:沟通、引导和表达。其中萨托利在谈表达功能的时候,还是基于权力中心论。
从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出发,我试图将政党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政党、替代型政党和消费型政党。生产型政党是指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政党;替代型政党往往是一种极端型政党,包括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消费型政党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组织政党并不是像过去为了权力,而是一种制度消费,像前苏联刚成立的时候有2000多个政党,现在台湾还有100多个政党。这样的政党和现代意义的政党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很好,规模也有几万人。但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了规训,如麦卡锡主义等。最后美国的共党也就逐渐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就成了作为制度消费型的政党。我提出这些概念主要是回应各位老师的发言,即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基于多年的研究,我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发展、逻辑与变革谈一谈个人的浅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获得人民的高度认同?在西方,政党最初的产生是一种恶。当西方政党传入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但议会政党只在中国生存三个月后,党争亡国便成了舆论共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
我把现代国家建设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民族国家建设,一个是民主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民主国家建设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很显然,西方的多党制是一种竞争性的多党制度,是非集权的,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我们用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来进行民族国家建设,显然出现了制度选择的错位,带来的是政权的动荡,比如民国第一个内阁——唐绍仪内阁很快就倒台了。内阁倒台后,当时的政治精英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即政党到底是恶还是善?之后,党争亡国就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
我的解释是:民初我们选择多党制是制度选择的一种错位。多党制不适合民族国家建设,只能作为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这直接影响到后续中国政党的发展。所以,孙中山的理论也在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不断变动,调试自己的认知。他最初是一个多党制的积极倡导者,而到二次革命后,他认为中国只能搞一党建国。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国共合作,为什么共产党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
然而,当时一党建国理论面临一个问题:它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抓住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提倡自由和民主,通过群众路线、嵌入式的社会动员把民众组织起来,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共产党还在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民主国家建设,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症结在于中共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以后,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当前,我们党还在进行着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我们是国家的进步推动学术的进步。当前学者们进行的左与右的争论实际上落后于国家的发展,这就是最简单的革命逻辑在作怪。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进行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学术争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最后,我们如何建立政党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框架?我认为我们不能走西方政党国家的道路,即认为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这个命题在中国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整个社会是镶嵌在政党这个机器当中的。这种情况下,政党在国家层面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中共与社会沟通的方式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变革,这个变革需要我们转换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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