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从政治理论和组织构架上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重要关系：共产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中国在深改元年的政治发展给中国的政党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根据中外的一些民调统计数据）？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多党制中的政党上有何异同？中共在现代建国与国家制宪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治性”或“政治化”的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什么不同？中共对政府施政、司法运转和军队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应当以什么具体形式体现出来？“党政分开”、“党政分工”或“以党统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现实中更具有操作性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这些基本问题，中国力研究中心于2015年1月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具有探索性的研讨会，观察者网特此刊登与会的寒竹、曹锦清、杨光斌、王建华和刘晨光五位学者的发言摘要。

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依法治国讲了三十年，十八大再提意义何在呢？

2014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深改元年”，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治领域，“深改元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四中全会，一个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而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加强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一些人把它理解为宣传和推行法制建设的一个会。我觉得这样理解并不是很全面。中共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讲了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曾经提到依法治国，十八大的依法治国意义何在呢？ 是重复了过去的表述？还是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呢？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寒竹

需要强调的是，四中全会是执政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政治会议，而非政府的法律工作会议，这个中央全会是要给中国的政治构架，主要是党与国家、党与法治的关系做出更清楚明确的界定。所以，四中全会确实是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但对这次会议理解必须要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理解，而不是仅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比前30年讲的依法治国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起着规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依法治国在中国已经讲了三十几年，但在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依法治国理解为执政党依照宪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政府和社会，在现实中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另一种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把党的领导与法治看成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认为讲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解决司法独立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

由于在四中全会前，社会舆论，包括党内存在着对依法治国的这些不准确理解，四中全会需要正本清源，需要进一步阐明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按照中国的政治构架，党居于国家的领导核心位置。党领导社会各界的先进代表制宪、修宪，保证各级政府做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中国的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则体现出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党的领导是建立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中国，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2014年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则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会议地址选在古田显示出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2014年的“新古田会议”高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而铸牢军魂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要求军队各级党委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彻底落实。

由此看来，深改元年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中国的政党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 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政党制度就等同于多党制度，多元性才构成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是多中之一。而整体性的党则意味着独裁，甚至意味着政党制度的消失。马克斯.韦伯说，没有竞争性轮替的话，这样的组织就不能叫做党。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西方政党理论的主流。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党，就丧失了政党政治本来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有很接近的表述，自由派自不待言，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愿景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学者则认为，共产党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开始去政治化，79年后去政治化就更明显了，不讲阶级性。党变成一种中性的政党机构。按照一些新左派学者的理解，如果政党不再是一个派别，不再是多中之一，而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多的一，也就不叫做党了，至少不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党，而演变为国家性的党。新左派的一些人把政治性理解为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是否符合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否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回到把政治阶级斗争化的老路？上述两种政党理论给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什么差异？本质上有无不同？中共这个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现实基础在哪里？中共究竟是多中之一？还是涵盖诸多的一？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探讨党和国家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关系。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通常是：社会精英集团先完成建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先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宪法，然后为了选举而逐步形成了政党，西方的政党在本质上就是选举党。西方各国的发展大同小异，脉络非常清楚。

而中国的党与国家关系和西方的党与国家关系是不一样的。晚清时期出现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党，而是革命党和建国党。而最终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共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清楚。1921年先有12个人在浙江嘉兴开会建立共产党，这个党在1927年建军，1949年建国，然后领导社会各界精英制宪和修宪，成为治理中国最核心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党、军、国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和西方大不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代表性问题。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党是一个派别。中共一开始也是一个派别，中共的建党方式在一开始是是列宁式的，即作为一种阶级代表的党，而且有明确的革命对象，中华民族内部在革命时期有5%和95%的差别。现在，党的阶级性并没有变，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代表性有没有与时俱进而发生变化？如果有，阶级性与代表性的差异性在哪里？十八大的党章讲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何同时体现这两个先锋队？

第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党的功能是什么？西方政党功能就是为了选举，美国召开民主党、共和党代表大会都是为了选举动员。在中国，政党的功能主要是治国，治理国家，领导社会大众进行经济建设。这就使得中共的性质和西方的党有了根本性的区分。中国的党和西方的党都是叫做党，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现实功能上有根本差别，这给我们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关于自己国家的政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