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解“阶级”的方法

任何推论都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阶级”说也如此。说乌龟跑不过兔子（懒兔未必如此），说水被烧至摄氏一百度蒸发（高原区未必如此），说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开明老板未必如此）⋯⋯都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巨大样品量的概率性总结，属于“有规律的随机事件”（数学家伯努利语）。

因此，这些说法在宏观上高效，在微观上低效；针对大数肯定管用，针对个别则相当不灵。这就是概率的“大数定律”。不理解这一点，就会一根筋，一刀切，比如咬定“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于是在宏观和微观两端都看走眼，相信豪门里肯定出不了恩格斯，或相信豪门里出来的肯定都是恩格斯。事实上，不少中国革命领袖（周恩来、彭湃等）也曾是豪门异数，起码有过上学读书的财务条件，因此他们既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又能成为人类浩瀚知识积累、文明积累的传承者。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同一根筋的人说话最费力，也很危险。

每一个大活人都丰富而复杂。对乌央乌央的大活人们予以概括归类，还有点像数学里的集合论课题。这话的意思是，设定一个满足条件，相当于确立一种识别口径，就可筛选出一大批元素，组成一个集合。另设一个满足条件，也可以另组一个集合，与前一集合的关系或部分交叠、或受其包容、或彼此无关。马克思无非就是以收入线、所有制、雇佣关系为满足条件，约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集合。

这当然并不妨碍人们以新教徒、山区人、大个子、同性恋等其他口径，约定另一些集合。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就另有一根筋。他最重视文化与精神，不赞同经济决定论，有时候更愿意用“地位”一词置换马克思的“阶级”，另组一个集合。在他看来，所有制没那么重要吧，社会分化也许更取决于经济以外的荣誉、气质、风习、宗教等。 [4]

这种重脑袋轻肚皮的文化范儿，肯定不能让饿汉们心服，在大面积贫富对撞时必被弃为书生之见。但谁知道呢，也许在一些社会局部，在某些特定时段，吃饱和没吃饱的确实可能抱团取暖，气味相投、惺惺相惜，一如攻城掠地的文化工业一并驯服了大都会中央金融区的大款与屌丝，形成了某种共同文化圈，经交互感染表现出相近的生活风格和舆论偏好。面对这个以证券、网剧、美容为特征的高尚社区集合，韦伯重返人们记忆，恐怕不是一件难事。

看来“阶级”一词并非处处合用，有时候换成“阶层”、“集团”、“群体”、“关联圈”等，可能更照顾人们的现实感受。

“无产阶级”的集合条件也需要因势而新。收入线还是重要的，所有制、雇佣关系也还是有效尺度。全球范围内周扒皮、血汗工厂虽占比有所减少，但仍大量存在，逼得人们有时想换个说法也改不了口，只能那样了。不过，把一些胼手胝足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企业家看成“资”方，倒把一些炒房获利千万的单干户看成“劳”方，这样说有哪里感觉不对吧？在高版本现代化图景中，硬要说“劳动四个月”以下一定这样，“劳动四个月”以上就一定那样；硬要说“雇工八人”以下一定这样，“雇工八人”以上就一定那样⋯⋯那也太烧脑，太像梦游，只可能把大家搞崩溃。

当然，取消“阶级”说的修正主义同样可能把大家搞崩溃。因为事实同样摆在面前：马克思说的贫富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贫富关系已不一定完全对应劳资关系；马克思说的剥削也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剥削正发生在实业经济和虚拟经济等不同层面；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斗争双方可能戴上了种族、宗教、文化等面具，或与种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相交集。

怎么说呢，这些真问题还可反过来问：如果抽去贫富/剥削/阶级这一基本面，抽去价值的创造与分配这一基本线索，整个哗啦啦坍塌的社会认知大厦还剩多少？到那一刻，人们肯定不会惊喜自己脑洞大开，不会觉得普天下从此永享大同，更不会在社会不公面前甘之如饴心花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