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历史惯性影响，国人眼中的“阶级”多与物质占有相关。随着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来，阶级图谱出现异动，新的社会分层也在极速拓宽，贫富分化加剧、阶级边界日渐模糊，对以阶级政治为主业的左翼构成挑战。本文从与“阶级”相关、日益凸显的“财富”现状入手，对当下“脱实向虚”的经济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智能产品市场化以及形成排他性壁垒的身份政治、“租赁”消费进行揭露和批判，指出眼下的“阶级”已构成某种流动的定位、多面的形体。

有一段时间，“阶级”一词让人心惊肉跳。那时贫富两端其实相距不远，常常只隔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但睡个懒觉，发句牢骚，揩公家油水，穿奇装异服⋯⋯倒可能惹下大事，被指为凶险的阶级敌情，得动员革命人民愤怒批斗。“文革”么，那种盯住思想的做法，在脑电波和眼神里查阶级、划敌我，随意性太大，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过敏和道德洁癖，显然只会搅乱社会。

文革时期批斗“阶级敌人”（图/凤凰网历史）

那以后，就大多数国人的理解而言，“阶级”一词大体上重返经济学义涵，再次聚焦于物质。唯物主义者本来就是这风格。此前的1950年是这样：《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指一年内劳动不满四个月——引者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如此等等。此后的1988年也差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如此等等。

这里的“土地”、“资产”、“雇工”等，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都是物态的，有形有貌的，可以算出来的。“四个月”、“八人”等等，是有关法规中定义剥削的临界值。

亚当·斯密、李嘉图、梯叶里、基佐等西方前辈学者都说过这事，觉得这种量化与直观的方法容易听懂，容易上手。马克思更进一步，面对低版本工业化的欧洲，面对几如“乡镇企业”景观的作坊、包工头、大烟囱、蒸汽机、褴褛劳工、黑屋私刑，更是把阶级问题上升到唯此唯大的高度，一再强调财富的产生方式和占有关系构成了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即社会科学第一大要务。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现实社会分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并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都没法绕过这一经典性、核心性论断——无论他们在各自处境中有多少理由需要绕过，需要遗忘和含糊：拿花式学术去取悦潮流，用四面讨好去竞选吸票，话都不宜说得太刺耳。仇富仇官的喧嚣民粹也让人心疑。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至少是私下承认，不管在什么时候，老马的影子就是挥之不去。哪怕只是碰上经济小地震，这一幽灵便及时复活，呼啸天下，王者归来，燃爆民众情绪的冲天大火。即便早已被舆论机器踩过千百遍，踩出了大饥荒和劳改营的血腥味，事情怪就怪在，那个名字仍如民间的神秘咒语，一再在民众那里脱口而出，甚至在全球思想家评选活动中令人意外地名列榜首（如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发起的全球网上票选）。

这原因其实无他： 贫富分化的压力有增无减。太多数据显示，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至今，三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至2015年全球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量已赫然超过其余所有人的财富总和，[1] 构成了“占领华尔街”、“欧洲黑夜站立”、全球恐怖主义袭击一系列事态的深刻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也指出：“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大概没有人公开质疑这些说法。问题是，随着工业化升级版的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来，阶级图谱确实出现了很多异动，新的观察切面密集绽开，形如线路板和二维码，要看清要说清并非易事——这恐怕是有些人不得不暧昧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