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从华沙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个瑞典籍的波兰裔雕刻家，我们发现彼此都会英语和德语之后，就开始交谈起来，越聊越投机。“在瑞典，你会讲英语就能生活得很好。”他说。我到斯德哥尔摩之后发现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又从语言聊到他的身世。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父母的传奇：他父亲是波兰军医，在二战中被苏军抓获，在1940年的“卡廷事件”中幸存；在苏联与英国结盟反德之后，他父亲获得苏军允许加入英军，先驻扎阿富汗，继而转战巴格达，然后参加了英军在北非的战斗，最终在意大利登陆。战后不久退伍，在意大利念书，认识他的母亲——一个波兰护士。他们在英国结婚，后来回到波兰。而他自己在波兰出生，跟一个瑞典女人结了婚，后来加入了瑞典籍。这几乎是一个跟康有为一样不断旅行的家庭，足迹历经欧亚非三洲。而他最后加入瑞典国籍，想来也是因为瑞典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吧。

下午，飞机降落在斯德哥尔摩的斯卡夫斯塔机场。我原以为这是个距离市区比较近的机场，一看谷歌地图，发现这是距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南曼兰省首府尼雪平（Nyköping），这就类似于要去北京，但飞机降落在天津的武清区。大陆上的欧盟国家通常不会把机场建在这么远的地方。瑞典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空旷”了。

波罗的海（谷歌地图截图）

机场大巴开了一个半钟头，最后到达斯德哥尔摩的中央火车站侧面的汽车站。中央火车站在1871年建成，即便在今天，按照欧洲标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站了，每天有20多万客流量。车站门口竖立着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铜像，我后来仔细看自己拍的照片，查了资料之后，才知道是瑞典著名的运河和铁路建设者纽斯•爱立信（Friherre Nils Ericson，1802-1870）的像。

纽斯•爱立信像  海裔摄

1904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九日），康有为从斯德哥尔摩汽车站出来之后，马上感叹“流观道路之广洁，仰视楼阁之崇严，周遭邂逅士女之昌丰妙丽，与挪威几有仙鬼之判。岂惟挪威不及，乃可称为冠冕欧洲，虽英、法亦远逊焉”。又称“瑞人之明秀不群，实非那人（指挪威人——作者注）猥琐所能望”。他将瑞典与挪威的关系类比为英国与印度，或中国与朝鲜、越南的关系。将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与藩属类比为西方殖民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康有为时代的知识风尚，康有为也不能免俗。

事实上，康有为此行，赶上了瑞典挪威联合的最后一段时间。1905年6月7日，挪威议会宣告瑞典挪威联合解体。10月26日，瑞典承认挪威为独立的立宪君主国。1908年康有为借道挪威前往北极圈的时，挪威已经不再是瑞典的附属国。

天空阴云密布，很快可能就要下雨，我在手机上打开谷歌地图，按照指示，快步前往事先订的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宾馆。路上在两座大楼的中间看到一个巍然高耸的教堂的尖顶，教堂的顶是蓝色的，下部则是红褐色的，颇符合我原来印象中的北欧风，顺手拍了一个照。后来查了资料知道，这是克拉拉教堂，始建于1280年，当时中国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在1527古斯塔夫•瓦萨统治时期被毁，目前的教堂修建于1572年约翰三世统治时期。

克拉拉教堂  海裔摄

从车站往东南走不到一公里，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水域呈现在眼前，对面有个小岛，小岛背后又有一个大岛，均有桥梁与陆地相联。这个小岛就是所谓的圣灵岛（Helgeandsholmen），是瑞典下议院所在地；而大岛则是城岛（Stadsholmen），斯德哥尔摩老城所在地，瑞典王宫和上议院的建筑在此巍然耸立。

斯德哥尔摩（谷歌地图截图）

我从连接北岸与老城区西侧的瓦萨桥（Vasabron）过海，一直往南步行，根据谷歌地图找到我订的宾馆。这是在斯德哥尔摩老城所在的城岛东侧的一条小巷子里，出了巷子就能看到海。按门铃之后，一位非洲裔女人为我打开了门。她非常安静，话也比较少，她看了一眼我的护照，告诉我房间的密码之后，就离开了。这待人接物，似乎就是典型的瑞典风——不失礼貌，但始终保持着社交距离。在随后的新冠疫情持续期间，有的人就是这么论证的：因为瑞典人平时有保持社交距离的习惯，所以无需采取其他国家的激进措施。

标红处为康有为下榻的Grand Hotel （谷歌地图截图）

我住的是小宾馆，当然不能与腰缠万贯的康有为相比了。康有为手握保皇会从全球华人筹集到的活动经费，而且不严格区分公家账户和私人账户，自己就能随便开支，这使得他能够过上当时欧洲贵族水平的生活。他在斯德哥尔摩住的是老城东北方向与瑞典王宫隔水相望的格兰酒店（Grand Hotel）。这是康有为欧游时常住的连锁酒店，他在我明天要去的斯德哥尔摩城郊沙丘巴登、以及丹麦的哥本哈根住的也都是格兰酒店。他对斯德哥尔摩的这家酒店尤其欣赏，称其“结构宏丽”“庄园华妙”，房费便宜，而且做的食物也比其他欧洲国家好吃。对于这位善于享受的广东人来说，能说一个地方东西好吃，这本身就已经是难得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