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海裔】

如果周游列国的康有为活到了2020年，他会怎么看自己非常赞赏的瑞典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呢？2020年四月下旬从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提早结束访学回国之后，我心头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

2020的全球新冠疫情爆出了很多“冷门”。其中非常令人惊异的一个，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模范国家瑞典居然“躺倒”了——早在3月12日，瑞典政府就设定病毒检测基调：只对已经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属于危险群体的患者进行检测，原则上不检测轻症和疑似患者；瑞典虽然关闭了高中和大学，禁止50人以上集会，但边境保持开放，幼儿园、初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正常运作，还要求家长必须送孩子去上学，否则会有处罚（因此让很多想让孩子在家躲避病毒的华人家庭非常纠结）。这些做法不仅与隔壁的挪威、芬兰、丹麦等国形成鲜明对比，在整个欧洲也堪称另类，吸引了许多其他国家不愿遵守封锁令的人前来居住，俨然成为欧洲“自由灯塔”。

瑞典沙丘巴登，左为格兰酒店（Grand Hotel），右为康有为居住的岛  海裔摄

然而，瑞典为这种抗疫策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止8月29日，1000多万人的瑞典，因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为5821人，而14亿人的中国，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是4634人。瑞典的百万人死亡数是576人，而中国是3人，只有瑞典数字零头的一半。新冠疫情还让瑞典总体死亡人数增加。瑞典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瑞典有51405人死亡，创下150年来最高记录，而上一个大规模死人的记录是1869年的大饥荒（55431人）。瑞典的确诊病例数也与中国高度接近，不过这个数据的参考意义本来就不是很大——由于检测政策的缘故，瑞典的确诊，在很大程度上是症状较为严重的确诊病例，轻症长期得不到检测，就连著名的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在3月份出现症状，也只能够自己在家里隔离。而中国实行“应测尽测”，确诊数字中大多数是轻微症状者。如果按照中国的“应测尽测”方式，瑞典的确诊人数会是中国的多少倍呢？

瑞典付出了这么大的生命代价，是否保全了其经济呢？也没有。瑞典统计局数据显示，瑞典第二季度GDP指标同比下降8.2％。而实行严格防控措施的邻国芬兰，第二季度仅下降了5%。许多预测机构都认为瑞典经济今年将萎缩约5％。瑞典并没有因为宽松的防疫措施而占到多少便宜。原因在于，在疫情期间，人们担心感染，仍然会主动减少外出和消费，加之许多产业的跨国供应链都出现了断裂，仅仅瑞典开工，并不足以保障生产，宽松的防控政策并不足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这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已经有许多人探讨，其理由也不难理解。自从1918年所谓“西班牙大流感”以来，美国无论是应对艾滋病，还是H1N1流感，表现都比较消极。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堡垒，美国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医疗体系高度市场化，流行疾病防控这种不赚钱的事非其所长；美国立国哲学强调分权制衡，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之间平时就有意地不讲究协调配合，两大政党又高度对立，突然碰上需要协调行动的时候，“进入角色”始终是困难的，再加上一个不讲科学的总统，在新冠疫情中收获全球第一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并不特别令人惊讶。

相比之下，瑞典的表现没有那么容易让人理解。我原本以为，瑞典好歹是个社会民主模范，税率极高，民众完全可以期待获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瑞典的医疗体系是政府主导的，盈利动机弱，在疫情防控上，应该表现得比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更好才行。但瑞典却奉行了最为极端的“群体免疫”理念，甚至连消极抗疫的特朗普都看不下去，在4月10日的例行疫情简报会上，明确反对在美国用瑞典的“群体免疫”方式，称那样做会导致200万美国人死亡。而在瑞典方面，到了6月初，就连“群体免疫”主推手、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都感到了一丝后悔。他在接受瑞典广播电台采访时，首次公开承认“不封锁”的防疫政策造成了过多瑞典人死亡，也许本可以采取一条介于瑞典做法和世界其他国家做法之间的折中道路。

如果康有为活到2020年，也许他会和我有类似的困惑。这位“南海圣人”在戊戌变法后流亡的十多年里，与瑞典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基于康有为《瑞典游记》《瑞典沿革考》《避岛诗集》，以及其女儿康同璧所编《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我大致梳理康有为与瑞典有关的行踪如下：

康有为在瑞典沙丘巴登购买的Restaurangholmen（饭店岛） 海裔摄 

康有为于1904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九日）早晨与留美的女儿康同璧、留英的学生罗昌（后成为康同璧丈夫）一起，从挪威坐汽车到达瑞典斯德哥尔摩。8月21日，游斯德哥尔摩东边的申堪港（Sandhamn），在那里得知翁同龢在6月份去世的消息。8月22日，康有为与康同璧、罗昌转移到斯德哥尔摩东南的沙丘巴登（Saltsjöbaden）岛上的格兰酒店（Grand Hotel，或直译“大酒店”）居住。9月中旬，康有为一行从瑞典马尔默（Malmö）渡海前往丹麦。这是第一次游瑞典。

1906年9月，康有为在与女儿康同璧游览德国之后重游瑞典沙丘巴登，在这里买下一个岛屿，该岛现名Restaurangholmen（“饭店岛”）。康有为在上面建立“北海草堂”，从此以此为基地，游历欧洲。

1908年6月下旬康有为游览的斯瓦尔巴群岛中的埃季岛（谷歌地图截图）

1907年11月，时年49岁的康有为纳17岁的美国华人女子何旃理为妾，携手共游欧洲与埃及。1908年5月中旬，两人从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观赛马会之后北返，何旃理返回美国，康有为回到斯德哥尔摩与长女康同薇、长女婿麦仲华以及次女康同璧团聚；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康有为携康同璧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经过挪威，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The Svalbard archipelago）中的埃季岛（Edgeøya，康有为译为那岌岛），在那里看到极昼景象。 

1908年7月中旬，康有为舍弃在瑞典沙丘巴登的住宅，前往巴尔干半岛考察，进而结束1904年以来的欧游，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欧洲。“北海草堂”也因此荒芜，该岛最终被瑞典政府收回。但康有为对于瑞典的诸多赞誉之词，留在了他的文字里——20世纪初的康有为对德国不吝赞美之词，其《德国游记》中称“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然而话音未落，《瑞典游记》中即称“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瑞典山水之美，以稍士巴顿为第一”，斯德哥尔摩“兼城市山林、湖海宫馆之胜，为地球所无焉”“以京邑而兼山海岛桥之胜绝者，天下无有”，称斯德哥尔摩楼阁道路“冠诸全欧”。可见斯德哥尔摩后来居上，给康有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欧洲疫情爆发之前的2月份，我带着康有为的《瑞典游记》《瑞典沿革考》与《避岛诗集》，从波兰华沙飞斯德哥尔摩，在斯京及其近郊逗留了一天半。我对瑞典留下的印象是相当好的。但这也使得瑞典后来在抗疫之中的糟糕表现，更让我觉得惊讶。

本文作者在瑞典沙丘巴登，身后为康有为岛  海裔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