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19世纪的一系列事件的验证。与美国革命具有亲缘性的法国大革命，在旧大陆上遭到了王朝国家的合力绞杀。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奠定了一个王朝国家联合宰制欧洲的国际体系。1848年，革命的烽火重新在欧洲各地点燃，但是王朝国家再一次联合，用铁蹄镇压了革命。法国在1848年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没有被外力剿灭，但亡于拿破仑三世的背叛。许多对老欧洲感到幻灭的人士离开旧大陆，前往美洲寻找他们的梦想。在那个时候，美洲，尤其是美国，仿佛就是暴风雨之中的一个平静的避难所。

然而，美洲何以能够拥有比老欧洲更多的自由？ 施米特敏锐地指出，美洲的“自由”与“自由的土地”关联在一起。

在1890年之前，美洲尚拥有许多印第安人活动的“自由土地”——根据殖民者洛克式的财产权观念，从事渔猎、不耕种土地的印地人人对于土地并没有所有权。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从1863年1月1日起，只要付10美元的费用，就有权取得160英亩或160 英亩以下的土地，耕种5年后，土地就归个人所有。

一场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由此展开，大批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印第安人空出的土地，就为安置来自旧大陆的各路人士，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美国因此可以非常慷慨地开放自己的公民资格。然而随着开放的土地几乎被瓜分完毕，美国推出种种限制移民的规则，美洲不再是像之前那么开放的一个避难所。

但与此同时，美国已经羽翼丰满，对全球秩序展开想象。西奥多·罗斯福发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古巴、菲律宾与波多黎各。门罗主义，也被老罗斯福加上了所谓的“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为了实施门罗主义，美国有权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接下来，美国频繁干涉中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内政，而这一切，是以排除欧洲干涉的牵强理由展开的。拉丁美洲，真正成为了美国的“后院”。

严苛的“罗斯福推论”引起了拉美国家的反弹。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发布了1928年起草的克拉克备忘录（Clark Memorandum）对门罗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声明门罗主义仅仅适用于美国与欧洲列强利益发生冲突之时，而非美国与拉美各国利益冲突之时。1934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好邻居”政策，对干涉拉美的政策作出进一步限制。

然而，随着1945年铁幕的落下，美国迫切需要对拉美的革命作出反应。于是杜勒斯推动了“罗斯福推论”的复活，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各国肆无忌惮地展开活动，1954年支持推翻危地马拉合法政府的叛乱，1961年策划武装入侵古巴，并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家长期展开颠覆活动。

如果理解这个谱系，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中国在美国统治者的眼中，究竟占据着什么地位。在19世纪，美国努力将英国、西班牙与法国的影响力排除在美洲大陆之外；在20世纪冷战时期，美国致力于排除“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的影响，这当然首先指的是苏联（尽管也有中国的一些影响）。而在今天，黑名单上的头号国家，变成了中国。

如此，我们也能够更好地理解蒂勒森说的“新帝国主义”的涵义。

美国眼中的老帝国主义列强——英国、法国、西班牙、苏联会直接动用武力介入美洲事务，但中国在拉丁美洲并没有任何军事干涉，而是满足于和拉美国家做互利互惠的生意。但是，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仍然引起了美国精英们的警觉，这一倡议很容易被他们解读为一个踢开美国这个老群主，建立新群的计划，一个“新帝国”计划。由于这看起来是一个商业帝国而非军事帝国，因此获得“新帝国主义”而非“老帝国主义”的标签。但在蒂勒森看来，“新帝国主义”与“老帝国主义”在腐败与专制上并没有本质差别。美洲应当是自由的，而美国则是这种自由的保护人。

蒂勒森抵达墨西哥（图/东方IC）

蒂勒森重新祭起这套源于19世纪的话语，同时也是为特朗普总统前一阶段针对拉美的言论消除不良影响。

1月12日，特朗普在内部讨论移民问题的时候，突然放飞自我，称海地、萨尔瓦多两个拉美国家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为“茅坑国家”（Shithole），这引起了一系列国家的激烈抗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评论称，这是毫无疑问的种族主义。而在更早的时候，特朗普频繁非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称美国利益受损，需要恢复贸易平衡，而这不可避免要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