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特朗普提名的内阁中充斥着商界巨头与军人，而且几乎都是欧裔白人。过去的总统往往还会在内阁里放一两个貌似白手起家的励志人物，以体现“美国梦”，再多配几个少数族裔官员，以体现多元开放，但特朗普不屑于这么干。许多人恍然大悟，原来特朗普的“美国人”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差序格局，并不是所有拿美国护照的人都能同等亲近他的政府。特朗普就职之后，很快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七个穆斯林国家人员的入境禁令，被媒体广泛称为“禁穆令”（Muslim ban），禁令甚至影响那些拥有美国绿卡或双重国籍的人，这在整个西方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批评者视之为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司法系统很快对特朗普的“禁穆令”提出了挑战，华盛顿州司法部起诉要求冻结“禁穆令”，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其要求。联邦政府司法部上诉至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维持原判。特朗普非常愤怒，毫不客气地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谴责反对他的法官。总统与法官的斗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像特朗普这样搞得满城风雨，无疑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不尊重司法”的印象。

为了振兴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企业的环保监管。他提名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普鲁伊特(Scott Pruitt)担任联邦环保署署长，这位候选人是奥巴马气候议程的强烈反对者，让他来管环保署，不啻是让黄鼠狼守鸡窝。这又违反了主流媒体和前几届政府大力推广的价值：环境保护。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频频遭到主流媒体的围攻，这加固了他的一个基本判断：主流媒体是压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就职之后，特朗普持续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攻击主流媒体，不断指控他们制造假新闻，甚至指控CNN、《纽约时报》、NBC等几家媒体为全民公敌。而其坚持推特治国，目的也在于能够将自己的声音准确地传达给大众，防止遭到媒体的扭曲。而反特朗普的主流媒体认为自己既捍卫美国价值，也捍卫美国利益，特朗普则同时背离了二者。两边都觉得自己很对。于是，美国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白宫里的总统天天和主流媒体对骂。这既损害了总统在国际上的权威，也使得美国主流媒体很难在全世界面前继续标榜自己是“客观中立”和“专业”的典范。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敲诈式”特征。他在竞选阶段将中国视为阻碍美国伟大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在就职之前就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许多人预期他上台之后会首先对中国下狠手。但中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特朗普在碰了钉子之后，声明尊重“一个中国”。

但美国的许多盟友们缺乏中国这样的力量，特朗普挤压它们更加肆无忌惮：他坚持在美墨边境修墙，并将通过税收政策让墨西哥人实际上出修墙的钱；他跟澳大利亚总理在难民问题上话不投机，毫不客气地挂断电话；他前脚跟日本首相安倍谈笑风生，后脚就宣布退出TPP，在美日同盟走向问题上迟迟不作表态，迫使安倍再次访美送上投资大礼包；他要求欧盟国家在北约体系里多出钱，以节省美国的军事费用，同时对欧盟的一体化冷嘲热讽，挑拨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关系，试图压迫德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作出让步。而欧盟各国的疑欧右翼势力也从特朗普的当选中获得了极大的激励，有的组织甚至已经开始模仿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与策略，这也令欧盟的领导人头疼不已。

特朗普牛仔风格的“变法”，使得美国内部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制度的危机，大白于天下。内政的分裂当然直接损害到美国的对外感召力，而敲诈式的外交手段，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更大的冲击。一个“群主”不发红包，却天天以“退群”为威胁要求群友给他发红包，各位群友会怎么看呢？还会死心塌地跟着“群主”走吗？

烧钱，还是赚钱？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强调，“霸权红利”的维持需要美国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向心力。但美国为什么走向自损“软实力”的方向呢？特朗普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当然也存在执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但他并不是美国社会与政治分裂的源头，他只是继承了一个分裂的局面，并且拒绝继续粉饰太平。他所强调的是一个相反的见解：世人熟悉的“美国价值”并非天然有利于“美国利益”，它常常是非常烧钱的。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自信心爆棚，相信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帮助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基于这种自信，美国政府接受新的产业国际分工，坐视大量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洼地”，许多跨国企业只在美国本土保留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利用对产业链的组织和支配能力来赚取超额利润。而克林顿执政时期对于金融资本的松绑，让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的利润更缺乏吸引力，而且逐渐形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配。

新的国际分工确实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使得美国中下层人民能够享受到更为便宜的进口商品。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取得成就之后，并不会安于既有的国际分工角色，而是已经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挺进（如对半导体产业的布局）。美国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其产业界精英已经产生了极强的危机意识。

中低端制造业的外流，也意味着工作岗位的流失，而金融服务业、IT等兴盛产业需要较高的技能，许多缺乏技能或技能过期的劳动者就陷入“就业难”的局面。不仅如此，不少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雇佣墨西哥非法移民来从事生产，这当然也加剧了本国公民“就业难”的问题。体现在近年的统计数据上，第一是劳动参与率长期在低位徘徊，第二是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比1999年的水平还低。

更麻烦的是，美国所遭遇的不仅是蛋糕没有分好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从低谷恢复，但增长缓慢。而这一切都是在“自由”“开放”“多样性”等主流价值旗帜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