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制储蓄制度建立后，苏联居民存放在储金局的存款总额保持快速增长，1958年这一金额为87亿卢布，而到了1985年，全苏居民存款总额高达2208亿卢布，是苏联国家银行规模最大的“资源”（即苏联国家银行的负债，它形成了苏联国家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的货币蓄水池）。

从苏联居民自身来看，用于储蓄的资金总量也在持续增长。以储蓄工资比为例，到了1985年，每个苏联城镇、农村居民的储蓄金额分别是城镇、农村居民工资的6倍、7.7倍，即平均每个苏联城镇居民的储蓄额为6个月的工资，而平均每个苏联农村居民的储蓄额为其7.7个月的工资（见图2）。

其实，苏联为确保工业生产体系所需资金构建的强制储蓄还包括对企业规定的强制计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其中，企业计提的折旧基金必须存放到苏联建设银行，而大修理费用则须存到苏联国家银行。这两笔资金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固定资本累计折旧。从苏联的数据来看，往年折旧的规模与苏联实际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甚远。

以1985年为例，企业计提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的总额为1032亿卢布，而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高达3040亿卢布。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想的货币流回规律，苏联是注定无法维持重工业体系的国内循环的。

四、强制储蓄制度的瓦解及苏联重工业体系国内循环的崩溃

在传统的视角下，学界把重点过多地放在了苏联重工业生产的国内循环上，而忽视了苏联为了完成重工业国内循环体系而做的必要制度建构，即以国家预算计划、信贷计划、货币流通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它以强制居民部门储蓄的方式为苏联工业化筹措了大量积累资金，从而为苏联的重工业化国内循环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套金融设计，苏联的重工业国内循环或许早就破产了。

如果从苏联金融体制和重工业的关系来评估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历次改革，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冷战氛围浓厚，美苏仍处于激烈的对峙阶段，斯大林发展重工业的历史背景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因而赫鲁晓夫及柯西金的所有改革注定只能在重工业体系内部进行小修小补。

对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美苏关系进入相持阶段，发展重工业的历史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本是进行工业化道路转型的最佳时期，凭借强制金融制度对全社会资金流向的强大支配能力，苏联是可以实现走出重工业国内循环、走向居民轻工业与重工业并重发展的新阶段的，毕竟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中心的工业革命成本要低得多，但苏联错失了这次良机。至于苏联为何会错失这一机会，在本文的框架下是无法得出结论的，这也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经济改革在新经济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地打破了强制储蓄的金融制度，使重工业国内循环迅速崩溃，诱发了一场巨大的改革灾难。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率先推行经济领域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苏联解决重工业内部的国内循环，相反，他推行了以提高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生产效率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改革。毫无疑问，重工业生产效率的改革需要更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这就要求苏联国家银行必须在现有的金融制度框架下筹措更多的资金，从而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提供更大规模的资金。

1987年11月7日俄罗斯革命70周年日，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红场阅兵台上挥手致意。 图源：AP

加速战略所需的资金规模打乱了强制储蓄下的信贷计划，进而诱发了货币流通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的全面失衡。在苏联国家银行编制的信贷计划表中，国家预算资金、国家银行自有基金和利润、吸入资金、发行货币等构成了苏联国家银行发放贷款的主要来源。但在1985年苏联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50亿卢布，这就意味着苏联国家预算资金不能为苏联国家银行筹措资金，反而要从苏联国家银行抽调部分资金，这一变化导致苏联国家银行实际可贷资金有所下滑。

同时，苏联国家银行自有基金和利润、吸入资金等长期保持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国家银行能够为加速战略筹措资金的方式仅剩下发行货币，事实也是如此。自加速战略推出后，苏联的货币发行规模持续扩张，1986年苏联卢布发行量比1971—1985年增加了18%，1987年货币发行量同比增加了54%，1988年后更是一发不可收，年均货币发行量达到1987年的6倍以上。

在强制储蓄制度自动运行的情况下，通过货币发行进入重工业体系的部分资金会经由居民储蓄再次回到苏联国家银行，扩大强制储蓄的来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发行货币带来的冲击。但是《国营企业法》赋予企业自主定价权的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消费品定价市场，居民开始大量持有现金以备抢购必要的生活物资，从而导致流通领域的现金大规模增加，苏联的现金出纳计划和货币流通计划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说加速战略是诱发苏联强制储蓄金融制度崩坏的直接原因，那么1986年开始推行的银行及货币制度改革则是压垮苏联重工业国内循环的最后一根稻草。1986年，苏联国家银行改组，苏联国家银行升级为中央银行，不再负责贷款，贷款权限下放到陆续成立的各种专业银行，为重工业筹措资金而建立的统一的信贷体系开始瓦解，这一改革为苏联1986年后通过货币发行为重工业筹措资金做了必要的铺垫，但也彻底打破了强制储蓄制度与重工业国内循环之间的资金平衡。

1990年，戈尔巴乔夫更是授权各加盟共和国自主管辖货币流通和银行体系，各加盟共和国竞相扩大信贷计划，并通过新建立的银行体系大肆发放贷款，使流通领域中的货币规模成天量级别增长。至此，强制储蓄制度下的现金出纳计划、货币流通计划彻底失效，强制储蓄制度最终瓦解。

苏联的解体并不在于它所执行的激进改革，本质是在重工业国内循环体系没有破局的情况下，贸然地打破了重工业体系赖以维系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重工业再生产体系在短期内迅速崩溃，最终诱发了苏联更加激进的改革，即“500天计划”。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的命运早在戈尔巴乔夫开始金融制度改革时就已经注定了。他在新的国家经济制度建构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急切地打破了旧的国家经济制度，从而使国家经济陷入了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