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桂华】

一、从“各扫门前雪”到“不扫门前雪”

先看两个基层工作例子。

2020年在某地调研，当地正在实施农村“厕所革命”，将传统的厕所改造成为带有化粪池的水冲式厕所。当地接到上级分解的任务指标，要求限期完成任务。上级政府定期检查督查任务完成情况，还聘请了第三方抽检，对各县和各个乡镇的推进力度进行排名。

政府制定新式厕所的建设标准，要求有冲水设备、装有照明设备等。每个厕所改造成本1500元左右。农民负责出场地，政府招标后交给施工队统一建设，村里负责协调。

当地农民外出务工，很多家庭人去楼空，政府分解到村里的指标超过了在村的居住户。为了完成任务，应当改造的必须改造，没有人在家的也动员其改造，总之是要完成任务，实现全覆盖。

厕所改造有的农户有需求，积极配合，还有的农户已经搬到城里，没有需求，村干部为了落实指标，只能找老百姓做工作，劝说他们配合厕所改造。

上图为旱厕旧址，下图为改造好的卫生间 资料图：新华社

在实施厕所改造中，村干部碰到这么一件事：

有一个农民前几年翻修房屋时自行进行了厕所改造，符合“厕所革命”要求。村干部带领施工队协调这个村民组的建设，这家厕所条件较好农户的女主人在家，她提出村里应当给其补偿，原因是她家没有花政府的钱，“吃亏了”。

村干部推进厕所改造工作，几个月以来都在跟各家各户扯皮，做了很多“求爷爷、告奶奶”的事情，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听到这位妇女提出如此要求，简直是气得头晕。站在村干部的角度，政府帮助农民改善卫生条件，无论如何都是好事，但想把好事做好却不容易，为农民做好事却处处受气。

生气归生气，村干部也没有办法，如果与村民吵架就更难处理，村民不仅不配合工作，还会打12345投诉。到头来不仅要给上级写情况说明，还得上门跟农户说好话，以便能够在12345回访处理结果时，给予“满意”评价。

负责这个村民组的村干部压着脾气，将生气埋在肚子里，经过协调，由施工队从建设材料中剪出一段2米的电线和一个电灯泡，给这个农户，算作她没有占政府好处的“补偿”。

访谈中，村干部提起整件事，还是愤愤不平。他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政策那么好，而工作却这么难做。他更不理解，为什么在有的人眼中，没有占到政策便宜，就算作“吃了亏”。

上级要求那么高，“既要，还要”，而群众工作却难做，在两头挤压下，村干部就算想为村里做点公益事业，也变得十分困难。

这是第一个事例。再来看第二个故事。

前两年，到北方某地调查，在一个脱贫攻坚重点村住了十多天。这是一个省级扶贫村，各级政府针对贫困户和村庄，投入大量政策。这个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几十个农户纳入了扶贫对象，当地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只要承诺退出老宅基并缴纳1万元，就可以在县城获得一套安置房，100平方左右，市场价至少20万元。其他方面，还享受了“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应当说，政府为村民投入了很多。但是，几年下来之后，村干部却反映一个问题：群众的集体意识没有变强，而是越来越弱了。

村干部举例子，这几年每到夏季暴雨之后，上级都要求村里去巡查一遍，看是否存在农房隐患。有的农户窑洞顶部积水了、墙体被冲刷了、或是门前积水，就要求村干部处理，要求村里将墙体的缝隙修理好。然而，几百年以来，修缮房屋都是农民自己关心的事情，没有农民不操心自己的房屋。现在农民一旦房前屋后有事，就在微信群里拍照发图片，@村干部解决。如果村里不解决，就会拨打12345热线。

前两年，过年时下大雪，道路被封堵。村干部吆喝群众出来一起扫雪，却没有人响应。大年初一要拜年，行人不好走，车辆容易出事故。村里只好找推土车花钱扫雪。

村干部感叹说，过去是“各扫门前雪”，现在是“门前雪也不扫了”。

谈及原因，村干部分析是因为现在政策好了，尤其是不少情况差不太多的脱贫户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其他农户心里不平衡。比如在县城买一套房，很多农户积攒了大半辈子也做不到，而几十个贫困户却几乎免费获得一套。当地年轻人结婚需要到县城买房，那些勤劳却没有致富的农户，买不起房，儿子说媒困难。这么一对比，群众心里怎么能平衡得了？

政府实施了好政策，没有带来村庄的公共性，却让群众变得更加分散，这是国家不希望看到的。

每一项政策和每一件工作，不仅要取得具体效果，还必须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不仅要取得受惠农民的满意，还要获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这样的政策才能够凝聚群众，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反之，就会出现“门前雪也不扫”的结果。

二、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上面两个实例，都反映了惠民政策如何实施的问题。要做好惠民工作，不仅要政策目标正确，还要采取科学的工作方法。

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工作进入到惠农阶段，“三农”政策前所未有地好。直接地看，“三农”政策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对农民和乡村越来越优惠。不止如此，“三农”政策背后，还涉及了政府与基层的关系，以及影响了乡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取消农业税之后的惠农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最根本性变化是，国家与农民建立了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比如，国家将各类补贴直接打到农户卡上，国家要实施社会救助，对农民家庭进行筛选，实施针对到户到人的政策。

国家希望以直接渠道对接农民，但是，政策执行还得依靠中间层级，尤其是乡村干部。为了达成这种直接性，国家就强化了对乡村的管理，管理的方法包括：

一是建立直通卡和明白卡，很多政策直接到农民的账户上；

二是加强对乡村工作的监管，各种制度越来越细致，比如农村小微工程，几万元的资金量，需要复杂的招标审计程序，产生不低的前期成本；

三是畅通农民投诉渠道，比如国家建立的信访渠道、地方政府推行的12345热线，强化结案率和满意率考核，让农民随时随地都可以表达诉求或不满意。

这些针对基层的制度措施，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的规范性，乡村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也越来越端正。不过，问题在于乡村以及乡村干部既是被监管的对象，也是落实工作的主体，除了要监管他们之外，还要依靠他们与群众打交道。

国家工作具有群众性，任何惠农政策都不能脱离群众工作而变成纯粹的技术和业务。上级部门制定政策后，与群众直接接触少，具体政策执行一般是由基层即乡村干部完成的。

这样看，乡村干部不仅仅是上级部门监管和防范的对象，而且是群众工作的承担主体。乡村两级在落实国家政策时，既要被监管，还要做好群众工作，这对矛盾很不容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