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你觉得讲好中国故事，还是需要艺术家们首先认识到这些。

龚天鹏：首先是真正能理解中国故事，自己要信仰这些。如果自己都不相信，只是觉得靠这个吃饭活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现象。第二，就是用合适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

观察者网：在创作《启航》的过程中，是怎么去理解和把握中国精神、时代精神的呢？

龚天鹏：我借助了自己非常喜爱的古典浪漫交响大合唱的音色，一方面出于从小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因为马勒、瓦格纳交响大合唱的听觉效果，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澎湃的气势，特别能够表达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爱国情怀。

所以是大胆地运用古典浪漫音乐，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外国人可能听不懂“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但通过合唱、复调、配器等艺术手段，观众不用看词，就能在音乐中听到你的情怀，跟我们不懂德文却能听懂《欢乐颂》是一个道理。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融入民族的风味，如老上海的江南小调、码头号子，就像撒上了一点调味料一样。因为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在国际性的基础上去突出民族风度、民族担当。这是我这么多月来追求的东西。

观察者网：现在中国民乐或者说中国元素也在逐渐兴起，包括近年流行音乐中比较热门的“中国风”，以后的作品会不会考虑有机融合一下这些内容？

龚天鹏：有可能。但可能更多地融入中国民乐的境界、精神，因为我个人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说，目前很难直接进行音响上的融合。

西洋乐所有的信息量都在音响本身，但我们不是。因此很多人诟病我们的民乐“就那么几个调”，没有古典西洋乐的厚重感，这是不对的，就如同不可能说油画比水墨画好，因为它们的意境完全不一样。民乐的曲调比较简单，但是对艺术家的要求也很高。民乐的演出是一个整体，环境、视觉、服装都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从事西方音乐的人特别应该尊重民乐，因为它有西洋乐根本没有的意境，我们应该互相吸取（优点）。我最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些古典乐领域的人蔑视民乐艺术家，这怎么可以呢？古典音乐虽然地域性可能没那么强，但归根到底也只是众多音乐形式中的一种。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体验是不能复刻的，情感上是希望能够共通的。

龚天鹏：民乐和戏曲的境界有很多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如果真正花心思去了解我们自己国家过去的东西，就会觉得真是妙不可言。你随便听一段《牡丹亭》，演员的每一个眼神、动作和曲调处理，体现的思想高度完全不亚于一段复杂的交响乐，只不过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观察者网：另外一个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就是古典音乐与流行乐之间的冲突。大众普遍觉得古典音乐高高在上、难以理解，而很多古典音乐艺术节也会觉得流行乐很俗气。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龚天鹏：是有点互相“看不惯又干不掉”的意思。其实古典音乐就是200年以前的流行音乐，只不过近年因为希望与流行音乐做区分，走上了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现在很多古典乐作品写得很枯涩艰辛，好像一定要做了功课才配去欣赏，但真正伟大的作品真的是写给它的人民听的。所以为什么贝多芬等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百姓心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因为他打破了这个界限。他们作品的流行是因为超越时空的魅力，而不是因为小众、高雅。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09年春晚小沈阳的小品《不差钱》中，赵本山说了一句话：“这都是艺术家的事儿，你一个服务员掺和什么？”这句话是很有警示作用的。

观察者网：这种做法也不利于艺术自身的发展。

龚天鹏：绝对的。而且赵本山在小品里扮演的角色还是大众文艺工作者，仅仅是因为文艺和非文艺，自己就已经先划了一个界限，更别提从事小众艺术的人了。带着“圈子”的姿态说话，人为设定门槛，本身就已经脱离群众了。

观察者网：之前看到关于您的采访，提到您早年希望成为一名全职演奏家，但后来演出的时候会莫名紧张，所以选择了作曲？

龚天鹏：并不是那么简单，怯场谁都有，但我是真的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时一方面是青春期的叛逆，青少年多愁善感的抒发欲很强烈，而演奏生活没办法安排。每天上学六小时，如果走全职演奏家的路，还要练习至少六小时，最后对创作欲罢不能的时候，只能去做一个牺牲。

我从小酷爱音乐，五六岁时就沉迷于各种古典乐。但是小孩子不可能一下去写作品，肯定是从器乐演奏开始入手。但那时每天练琴的过程都挺不情愿，反而练习结束后自己“玩”琴能玩五个小时，比如想象、乱编，或者将听过的音乐复弹出来，有非常过瘾的感觉。

那时一切都很顺利，所有人都觉得我很优秀，似乎默认我一定会成为一位职业演奏家。13岁那年，为了体现学校包容性、传承性的思想，茱莉亚音乐学院安排我在百年校庆音乐会上做压轴演出，面向全美直播，一时引起很多关注，很多经纪公司、演出机会都摆在面前。

起初我也很享受这种感觉，比如那时正上高中，还有女孩给我送花（笑），有种当“小明星”的感觉。但是踏入职业圈以后，人们会用“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奏家”这种标准来要求你，而我自己的性格又特别不平静，敏感到一点点小事都会严重影响心情，甚至影响演出的状态。所以从真正专业的标准来看，我的演奏其实有很多致命的硬伤，只不过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原谅。

观察者网：被理解为一种“技术上的稚嫩”。

龚天鹏：普通观众可能根本听不出来，甚至我父亲作为钢琴老师，也只是会从大局来看，不会在意一些小细节。所以我的钢琴老师，茱莉亚系主任卡普林斯基教授对我的评价特别精确：“鹏鹏的每一次演奏都是集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奏和史上最烂的演奏于一身。”

观察者网：“最伟大的演奏”，是因为你能够跟那些钢琴家一种情感上、心灵上的共鸣？

龚天鹏：内在的对作品的理解，以及音色、层次上的阐释，这些都是我当时的强项，但是总揽大局的稳定性会差一些。再加上那时开始沉迷于听交响乐，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创作，手上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没有魅力了。

小时候听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就觉得热血沸腾，想象着有一天，如果有一整个交响乐为我伴奏，演奏完毕有人献花，再让我签名，那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是后来接触到马勒、贝多芬、瓦格纳、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当时就被震惊了。跟这些交响乐比起来，我以前梦想的钢琴演奏会太小儿科了。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观察者网：可以理解为发现了更复杂更好玩的玩具吗？

龚天鹏：对，就好比以前爸爸妈妈买两个变形金刚，你就开心得不得了，现在突然进入了一个“宇宙式的游乐场”。那谁还有心思练琴？

但首先肯定是不敢说。家里面倾家荡产，房子都卖了，去赌你的成功，然后你……所以那时只能先斩后奏，先是从旷课开始，然后撒谎，编造各种理由不去上课，然后躲在厕所里面写交响乐。每次只要逃课成功，就觉得是一种胜利，典型的美式反英雄主义的想法。

所以那时读了《麦田守望者》如获珍宝，今年5月份还专门为它写了一场（音乐会），专门记录在美留学12年的经历与挣扎，以及东西方的思想上的碰撞、冲突、分歧，是自传体的一部作品。

总之，最后我走上了一条完全幕后的、很平静的全职作曲之路。创作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下一部会拿出什么样的作品。

所以今年艺术节，我们的创作团队和乐团都受到很多关注，但演出之后这一周，我没有给自己安排什么事情，就在家里面穿着睡衣。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艺术节的影响力和曝光率、各界的关注都很强烈，所以这种时候主创很容易昏头。所以如果把《启航》比作生孩子，那我现在等于在坐月子。

观察者网：所以你一定要留出一些空白来找回你自己。

龚天鹏：是的，我很好的朋友同事都会说：“祝贺你，但你明年还有两部，别高兴太早了。”

作为创作者，你得时刻保持冷静。演出永远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只是一次演出，把我们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演出各方面相对成功，我们也很欣慰，但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观察者网：确实很成功，我那天去听了，坐在最后一排，大家的掌声持续了很久，然后看到你从后台走出来。

龚天鹏：演出过程中我一直在后台灯控室里放字幕。因为是首演，大家对于总谱都不太熟，而字幕必须与唱词同一秒钟出来，后来实在找不到人了。

观察者网：这么说，总指挥的作用就是，“这个东西找不到人了，只好我上了”？

龚天鹏：对，因为都怕万一搞乱了。但我自己也出错了，明明是我自己准备的文件，但有一页歌词中，我把两个屏幕的歌词放在一个屏幕上了，这样就早了一句。但是放错了也不敢再翻回去，翻回去就更乱了。所以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晚期的人，心里真的跟吃了屎一样。

所以本来安排的是我跟词作者毛时安老师坐在一起，演出结束后一起上台谢幕，但后来因为从观众席突然走上台谢幕会显得很奇怪，而我得在灯控室里放字幕，就改为我先上台谢幕，然后由我把坐在下面的毛老师请上来。

灯控室离舞台有好大一圈距离。演出那天，艺术节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在掐完最后一句歌词的时候告诉我，我立马百米冲刺往后台跑。当时身边还有两个拍纪录片的人，扛着摄像机跟着我跑。楼梯多陡啊，机器又那么重，万一跌下去半条命就没了。可我也不好回头跟他们说小心点，那不就穿帮了吗？所以在整个《启航》的创作过程中，真正辛苦的是媒体界的朋友们。

这一冲，就把我的思绪冲得乱七八糟，以至于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百米冲刺之后我上了台，大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献花，而我被掌声冲昏了头，以至于完全忘了毛时安老先生，他根本没得到机会上台跟观众谢幕。

掌声刚结束，我还在跟主持人打招呼，走下台的一瞬间，突然想起了这个环节。当时脑子里只觉得“完了”，一下子什么情绪都没有了。无论后台多少嘉宾、领导过来祝贺，宣传部、文化部领导也都在贵宾室，我一点心思都没有，到处去找毛老师。

因为这太不公平了。他已经是四零后的老人家，完全是公益劳动，呕心沥血，而且非常尊重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作品。他是特别爱年轻人的一位老人，在创作过程中会说，我完全不改动你的音乐，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填词。所以比起先写词后谱曲，实际上给了他很多束缚。

《启航》词作者毛时安在新闻发布会上 新民晚报记者 郭新洋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