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举一例来说明该机制的运作方式：2018年6月，IMF与阿根廷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新自由主义亲美政府达成了50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贷款数额超过阿根廷年GDP的10%，占IMF当时所持贷款总额的40%，这对IMF而言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笔数额空前的贷款以阿根廷政府承诺的 “深化经济改革”和 “限制政府开支”为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支持下，IMF的贷款并未促进国家的发展，少数富人私自卷走大部分资金，潜逃至美国或其他“避税天堂”，这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进程进一步加速。结果，贫困迅速加剧，人民生活备受冲击。随后，由新任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领导的IMF发表声明，称马克里政府没有实现任何承诺，以此为由对阿根廷施加了更严厉的国际限制。

因此，对阿根廷而言，创造一种对借贷国压力更小、更有助于其发展的新型贷款模式尤为迫切。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最近，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任命为NDB行长。对于部分国家而言，NBD可以替代IMF，将发挥重要作用。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图源：International Banker）

同样，中国也向阿根廷表明，中国并非如主流媒体所言只对自然资源感兴趣，还有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渠道推动投资，以促进阿根廷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将投资230亿美元用于阿根廷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中国公司还曾为阿根廷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技术转让提供投资：仅在过去15个月内，阿根廷就在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下，实现了商品运输铁路（Belgrano Cargas）的升级和Atucha III核电站的扩建，价值近130亿美元；2019年，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帮助阿根廷建立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卡乌萨里发电厂。西方的投资使阿根廷陷入“欠发达陷阱”，相反，中国的投资则直接提高了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阿根廷的发展。

阿根廷的根本问题是，其必须走上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以技术支撑独立的工业增长，从而使本国经济永久摆脱外部约束和债务陷阱。外汇依赖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已迫在眉睫、亟待解决——唯有摆脱外汇依赖，才能开启技术创新的道路。因此，阿根廷必须发展一种能够摆脱对美元依赖的国际运作机制，这对阿根廷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与巴西的合作是摆脱对美元依赖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巴西的工业正在努力向黄金时代回归。1984年，巴西工业产值约870亿美元，占巴西GDP的46%，且包含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例如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当时为国企）生产的飞机。然而，历经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私有化之后，当卢拉在2003年第一次成为巴西总统时，巴西工业占GDP的比例下滑至23.1%，工业部门的附加值（1280亿美元）低于1990年的数值（1300亿美元）。由此可见，在此期间，相较于其他经济部门，巴西工业的增加值相对停滞，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有所退步。

卢拉通过推动宏观经济激励和生产性政策来促进工业发展。2011年，巴西工业产值达到6040亿美元的峰值，尽管其所占GDP份额（23.1%）仍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8.1%），也低于墨西哥等国家（33.6%）。随后上任的新自由主义亲美总统博索纳罗严重影响了巴西工业，例如，2020年，政府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新冠疫情，数百万人感染新冠，当时的工业附加值跌至2560亿美元，仅占GDP的17.7%，创下史上新低。

巴西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也是一个典型的指标。2001年，巴西的出口相当多样化，包括第一类中的高科技产品。车辆（7.6%）、包括核反应堆在内的机械和设备（7.25%）、电子产品（5.5%）甚至飞机（6%）等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总量的26.4%，总价值达154亿美元。然而，20年后，同类出口商品的总价值只增长到259亿美元，在出口总量中的占比下降到9.25%，在国家出口排名中处于较低位置。相反，矿石（17.4%）、油料种子和谷物（14%）、矿物燃料（13.6%）、肉类（6.5%）和钢铁（5%）等商品占巴西商品出口的56.5%，总价值为158.7亿美元。在2001年，这四个类别总共只占巴西出口的24.86%，总价值144.2亿美元。这一骇人听闻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巴西长期的去工业化进程。

新总统卢拉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首要任务之一是恢复工业生产，增加其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使国家再次进入发展的轨道。这不仅有益于巴西人民的福祉，也将推动其他拉美国家的发展。卢拉总统所考虑的不只是巴西一国的发展，还将区域发展纳入考量——正如他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上所言：“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建设更好的物质和数字基础设施，建立产业价值链，投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和创新。”

因此，SUR的使用可以减少阿根廷从巴西进口资源、资本和消费品（占阿根廷进口总额的19%）的美元依赖，但也有助于整合区域价值链，推动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由阿根廷生产组装并运往巴西的汽车中，原产于巴西的汽车零部件几乎占到了这些汽车总价值的12%，反之则不到1%。

SUR将在南方共同市场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外交政策》杂志上周所披露的，“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时代，华盛顿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但凡美方认为某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无赖’，就能对其施加制裁。美国的二级和三级制裁足以切断多数国家或公司与全球商贸的联系。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和盟友网络，美国对地缘政治和国家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对制裁的过度使用将削弱其有效性；一些大型经济体或将尝试寻找替代品，以取代西方金融体系和美元货币。”

因此，除了开发结算货币，还需开发一个能够绕开SWIFT和美元进行国际交易结算的机制。目前，拉美国家使用的机制是“本地货币支付系统”（简称SML，为其西班牙语名的首字母缩写）。SML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于2008年创立。目前，SML尚未得到广泛使用，也并非基于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不过，通过一定的调整，SML应该能够支持巴西-阿根廷基于SUR的贸易。

SML是从属于“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个机制。南方共同市场作为一个创建于1991年的南美贸易集团，包含5个成员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委内瑞拉）和7个联系国（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秘鲁、苏里南）。中国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对外贸易中占27.3%，是其主要贸易伙伴。2021年，南方共同市场对中国的出口量达到982.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9%），进口65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25%）。

因此，如果SUR能够取得成功，或许可以实现与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尤其是在中国拥有最大双边互换协议网络（据世界银行数据）的前提下。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的报告显示，该行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互换协议，总价值为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7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