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波】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拉美持续的增长与结构升级都没有实现，拉美的工业化还没有充分发展就已经开始遭遇逆工业化了。从这些方面来看，拉美式现代化不能算成功。

经济方面以往有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不太令人满意。依附理论认为，先发国家是中心国家，剥削后发国家，限制后发国家，所以后发国家发展不起来。但我们看到“二战”以后，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等国都在从边缘向中心位置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可能有些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为什么拉美没有抓住机遇？依附理论解释不了。

新自由主义给了一个简单的答案，认为国家干预太多了，应该搞自由化。事实上，拉美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市场化程度都比较高，但两百年都没发展起来，近四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失败了。资源诅咒理论认为，拉美自然资源太丰富了，产生了各种“诅咒”。比如出口石油，导致本币升值，从而抑制了国内制造业的出口能力，等等。其实，很多国家都是靠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靠自然资源出口，一直到现在都是。那就说明资源诅咒并不是必然的。资源问题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

新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好制度的关键作用，其所谓的好制度基本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西式宪政民主制度，这些制度拉美都有，但就是发展不起来。这是新制度主义的难题，它始终解释不了东亚的发展和拉美的欠发展。新制度主义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解释不了制度从哪儿来。一旦他们试图解释制度起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向权力分析方面走。普沃斯基说得很清楚，如果制度产生于其他变量，那么制度只不过是一个中介变量而已，把制度作为首要变量是站不住脚的。

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以往的理论都不能解释拉美的政治现实。李普塞特提出了一个乐观的理论，“好事一起来”，经济增长会带来很多好处，推动政治发展。这种理论符合先发国家的情况，但是，到拉美就不是这样。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在增长的时候，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往往带来的是政治衰败，而不是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奥唐纳的官僚威权主义认为在工业化升级的时候，就会带来利益冲突，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回归和官僚集团的出现。但是，这些理论放到发达国家又不适用。还有一个是鲁施迈耶的阶级相对权力理论，讲利益集团、阶级在斗争当中怎么取得均衡，实现民主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不过它缺少经济内涵，所以最后结论说要搞民主，首先就要把精英利益保护好，让他们同意跟下层分享政治权力。

在1820-2021年的200多年间，受动荡的殖民史和美国长期干预影响，拉美地区经济虽几经波折，但始终保持增长的态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但是在拉美，如果把精英既得利益保护好的时候，拉美是无法发展的，国家是无法发展的。

笔者提出一个新理论框架，把权力结构当成决定性的、最深层的因素，认为利益集团间的权力博弈决定国家发展。权力结构是权力资源在主要利益集团间的分配格局，分成平等型权力结构与集中型权力结构，平等型权力结构导致平等包容型发展模式，而集中型权力结构导致排斥型发展模式。

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所有国家走的是同一条发展道路，大家都走在同一个阶梯上，只不过有的国家走得早一点、快一点，有的国家走得晚一点、慢一点，但是早晚会趋同，所有国家都能实现现代化。诺斯对国家发展的类型做了区分，不是说早晚的问题、先后的问题，根本就是两条路径，不同的国家走在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上，有些国家怎么也走不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

我们特别强调土地平等。另外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是农业的衰落，农业衰落了，农民出来当工人，现代化就起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先发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包括“二战”后的日本，都经历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家庭农场经济繁荣，家庭农场经济是工业化的起点。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说清楚工业化的机制。为什么有些国家工业化成功，而有些不成功？在一个土地平等的国家，农业发展的收益能够比较平等地分配到社会大众手中，产生了对工业制成品的巨大需求，产生了国内市场，这种积累方式也能够积累投资，从乡村工业化开始，由农业繁荣转化为工业化进程，这是发达经济体普遍走过的路径。

我们看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就是我们的农村工业化。包括在中国台湾地区，很多年里都是农村的工业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农村工业化为主。另外，国家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而主流理论都认为，国家发展或现代化是线性的，这种线性观念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比如美国经历了两个发展周期，有些国家比如拉美就停滞了，是小周期，我们称之为微波周期，左右摇摆，在外力拉动的繁荣和衰退当中摇摆。

用我们这个新理论即权力结构发展理论可以对拉美式现代化做出全新的解释。拉美式现代化走过了两百年，比中国长得多。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内战打了半个世纪，打出来一个平衡，社会秩序初步稳定，这是拉美式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此后又依次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最后是新自由主义阶段，但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特别是没能像东亚国家或地区那样经济起飞，没有出现持续高速增长。

拉美从独立到现在的两百年里，权力结构一直是集中型的，经济政治权力资源集中于经济、政治精英集团手中，而且这两个精英集团还经常是结盟的。因此，拉美的土地占有一直高度集中。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独立以后，大地产，包括大庄园、大种植园和银矿开采是经济的核心成分。

独立以后，当地精英接管了财富和政治权力，这时候正好是先发国家工业化大扩张阶段，西欧和北美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扩张和人口增长，收入分配较为平等，产生了极大的国内需求，特别是对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对拉美的农矿产品有巨大的进口需求，就把拉美拉到了他们的轨道上，形成了拉美出口导向型经济。

这个阶段，每个拉美国家都经历过出口繁荣，有的是几次，但没有形成资本积累。最关键的就是出口红利没有变成需求，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变成了奢侈性消费，所以拉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没有像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讲的那样出现自然的结构升级。尽管出口得到了最大收益，资本丰富了，可以开始搞更高层次的工业、制造业了，但在拉美这一切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分配问题。

出口红利的分配高度集中，精英集团的强势和劳工集团的弱势，一直导致拉美国家内需匮乏。拉美两百年来一直是需求不足，没有国内市场，导致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也很快就触及天花板，所以才会出现官僚威权主义。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政治精英集团，即民粹主义精英集团，包括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等，他们与劳工集团结盟，试图推动利益分配结构的平等化。

但是，由于缺少农民集团的加盟，这个联盟是弱小的，无法与保守势力抗衡。当工业化升级的时候，要搞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收入分配必须再来一次调整，向更公平的调整还是向更不公平集中？在集中型权力结构中，它只会向更不公平集中，所以产生了官僚威权主义。

新自由主义阶段更加向权力集中的方向发展。原来实行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进口替代失败的时候，危机被错误地归咎到了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造成了扭曲和发展的失败，于是就开始转型，然后搞新自由主义，能卖的都卖了，私有化了。包括墨西哥，要把它的石油再交到私人手里，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高度合流，我们说是经济精英对政治精英的俘获，包括左翼政治精英，从民粹主义领导人到现在的一些左翼，比如卢拉他们，为什么无法进行深刻改革？就是因为他们在高度集中型的权力结构当中受到了严重制约。

无论对经济资源或者媒体资源，以及有组织的暴力，也就是军队，都集中在保守派精英集团手中，他们不允许左翼或者激进政治精英做一些更为深刻的变革。一直到现在，拉美还有军事政变，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左翼总统要搞改革，就有可能被保守的军队推翻。在集中型权力结构当中，拉美发展的所有问题，经济方面是内需不足问题，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共识问题，也就是社会秩序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经历了这些阶段之后，两百年拉美式现代化还是没有搞好。

总而言之，用新的框架对拉美式现代化进行总结，拉美国家始终保持了集中型权力结构，其间虽有起伏，但本质至今未变，这就决定了拉美式现代化的结局。拉美国家的权力资源始终集中于精英集团手中，土地平等始终未能实现，因而走上了排斥型现代化之路。经济现代化始终受制于狭小的国内市场，无论外向型还是内向型发展模式都不能成功。利益分配不均导致政治撕裂，经济精英把国家作为寻租获利的工具，导致双面国家及次生危机，政治现代化也难以实现。

拉美的政治发展还面临着税收问题和财政问题。美国政府把GDP的37%拿到手里，拉美大部分国家连10%都不到，所以它始终是弱国家。

但是，这个弱国家，如果想行使正常国家职能，比如推动经济增长，搞社会保障，搞教育和医疗，搞基础设施建设，就只能去借债，结果就会出现债务危机，而如果不借债，自己印钞票，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因此，如果集中型权力结构没有改变，拉美的高度不平等就不会改变，拉美式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是从权力结构角度对拉美式现代化的最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