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号作战”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以加紧“南进政策”，对重庆发动了新一轮的战略大轰炸，即“102号作战”。

为了保证作战计划的实施，日军还调来了驻扎在东北准备对付苏联的第12、第89重型轰炸机大队，与驻扎在太平洋海域严防美国的第11、第22航空部队，并使用了新式燃烧弹和重达800公斤的重型炸弹，以保证有条件对重庆进行不间断轰炸。

据说1956年2月，何应钦跟冈村宁次有过一场关于1941年重庆大轰炸的对话——

冈村宁次问何应钦：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厉害的轰炸吧？

何应钦答道：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个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我在李金荣、杨筱撰写的《烽火岁月》一书中看到了这则对话，没有查验过真伪。不过可以肯定，能让何应钦这种军政要员晃动几下的重型炸弹，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就是灭顶之灾。何应钦当然有条件跟冈村宁次谈笑风生，但其谈资却是无辜中国群众用血肉堆积起来的。

重庆是中国雾都，平均每年有将近三分之一时间笼罩在云雾之中，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年之中适合大规模轰炸的时间并不算多。但即便如此，日本人也能战果累累，令人叹息！

我们看一下1941年5、6月间，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的数量和频次。据原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重庆市档案馆的联合统计，5月份，日机总共出动四次，抵达时间段在上午10时至下午1时，分别是3日，63架，投弹147枚；9日，80架，投弹180枚；10日，54架，投弹179枚；16日，63架，投弹172枚。

6月份，日机空袭频率增高，共出动十次，抵达时间段扩大为上午11时至晚10时，分别是1日，27架，投弹169枚；2日，27架，投弹278枚；5日，24架，投弹82枚（这次会专门讨论）；7日，31架，投弹82枚；11日，72架，投弹154枚；14日，34架，投弹77枚；15日，27架，投弹59枚；28日，53架，投弹43枚；29日，63架，投弹152枚；30日，48架，投弹138枚。

比较一下同时期欧洲战场的轰炸规模。比如1940年8月13日，德军出动480多架轰炸机，攻击英国境内9个机场。又如8月25日，英军出动81架轰炸机空袭柏林。再如9月7日下午5时，德军出动372架轰炸机，其中247架突入伦敦市区，共投放高爆炸弹335吨、燃烧弹440吨。

相比之下，日军此期对于重庆的轰炸规模仍不算大，但杀伤效果却远大于德军对于伦敦的轰炸。

有人也许会说，当时中国还是个农业社会，防空措施和人员疏散条件当然远不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但日本作为半工业化国家，同样远不如纳粹德国。更何况真正造成重庆群众巨大伤亡的又岂是日本炸弹？

“防空奇耻污中华”

值得注意，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了24架飞机，投弹82枚。飞机数量和投弹数量在这个时期都不算多，但到达的时间却不同于以往——不是在上午10时到下午2时之间，而是在晚上7时至10时。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日军出了什么状况，才导致这天姗姗来迟。毕竟当时的重庆没有满街霓虹灯，晚上轰炸很不划算。

从结果来看，轰炸烧毁房屋19栋。但是，国民政府在这一天为轰炸制造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日本人突然改为晚上轰炸，令重庆市民猝不及防。按照以往的习惯，他们总是白天躲到郊区，晚上返城购物聚集。谁也未料到，18时18分，防空警报突然响起，直到23时27分，足足长达5个小时。

街上顿时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入防空洞，原本可容纳5000人的较场口隧道一下子挤进了上万人。

防空隧道超负荷运作，通风设施又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根据原西南师范大学和重庆市档案馆联合编写的史料集《重庆大轰炸》所述，甚至“通风设备未启用”！

究其原因，据说是管理部门未及给军政部行贿，以致军政部迟迟不验收通风设备。反正何应钦又不会跟普通老百姓挤一个防空洞。

另据时任重庆隧道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的报告，行政院直到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当年度的工程款项，其时距离“6•5”大隧道惨案只有十天。上一年度的工程款大部分被挪用，导致因为缺钱，三分之一的通风机设备被退还厂方。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防空警报仅仅拉响一个多小时，隧道内就处于重度缺氧状态。

按照日军的疲劳战术，24架飞机以每3至5架为一组，分批次轮流进入重庆市区上空袭扰。按常理，防空部队应该在各批次日机轮替的间歇期解除警报，让人们出洞换换空气。然而，一线管理人员4次给防空司令部打电话反映空气不良，要求暂时解除警报，打开洞门换换气，均未被理睬。

晚上9时许，亦即拉响防空警报三个小时以后，洞内氧气已经消耗殆尽。濒死的人群出于求生本能，不顾一切地挤向洞口。他们扭曲成一团，惨叫声、哀嚎声、呻吟声，乃至踹气声此起彼伏，响彻洞外。

此时，防空司令部才勉强同意解除紧急空袭警报，改为一般空袭警报。但是按防空洞的设计，闸门是从里到外关闭，从外到里打开的，挤压在洞口人群使得管理人员根本没有办法打开洞门。

午夜11时，防空警报正式解除。管理人员卸开了木制闸门，洞口的幸存者由于长期缺氧，突然吸到新鲜空气竟晕厥过去，人叠人把洞口堵住了。窒息而死的人面目青紫，口鼻出血，你抓我扯，缩成一团，其状惨不忍睹。直到天亮时分，当局才开始派人清理大隧道里的尸体。因为遇难者太多，隧道口附近已无处堆放，当局一边派人清理，一边派车拉出城外草草掩埋。

辛亥革命元老、著名诗人杨沧白曾目睹了这一场景，愤笔作诗一首。其中一联为：“孰意修罗在尘境，万人一夕如秦坑。”另一联为：“生道杀民昏岂知，草菅人命安得辞？”该诗的最后一句只有上联：“防空奇耻污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