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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可以确定，传世之《商君书》二十四篇（另有两篇仅存篇名）大多不是商鞅本人的手笔。清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怀疑此书的真实性：

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永瑢等，第848页）

《商君书》第一篇“更法”头一句就是“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孝公”是诸侯死后才有的谥号，商鞅又怎么会称其主上为“孝公”呢？

郭沫若甚至说：

伪此书者，我怀疑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故如《靳令》这篇文字，既被编为《商君书》，亦可收入《韩非》书了。（郭沫若，第325页）

郭氏把法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主要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后期法家以慎到、申不害、韩非、李斯为代表，主要吸收了黄老的思想。前者法家为人正派，致力于推动制度变革，后期法家为人狡诈，以取悦人主为能事。在他看来，致力于制度变革，不惜得罪未来秦国之主的商鞅，怎么可能会有这些残民弱民的论调呢？用郭氏本人的话说：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们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鬼祟的权谋数术，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郭沫若，第329页）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在道德上如此拔高商鞅。对于商鞅而言，这样的道德评价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这倒不是说商鞅本人道德水平如何如何低下，而是说对于法家而言，德性之高低与政治之优劣，完全是两码事。这大概就是“刻薄少恩”的真正内涵吧。

中西古代哲学家，无论是孔、孟、荀子，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会相信，政治的根本是教育，好的政治首先需要把人教好。法家却一改其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人，而不是如何教化人。或者说，法家把人变成了技术操作的对象。

某些老牌公知也许会说，这种以控制对象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专制的前现代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水火不容。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根本不知现代民主的实质。比如美国有位民主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就这样描述其《政治学》的主旨：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哈罗德·拉斯韦尔

一

有学者根据司马迁的叙述，推测《开塞》《农战》《垦令》《算地》《战法》《兵守》《境内》《画策》等有关商鞅耕战学说的篇目，均属于写作《商君列传》的基本史料。（见杨胜宽，第23页）另有学者仔细比对《垦令》与睡虎地秦简，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可知商鞅耕战之说对于秦国法律体系的巨大影响。（见曹勤、秦涛，第93-100页）准此而论，《商君书》是不是商鞅亲手所撰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集中体现了法家的思想，该思想经由商鞅变法而融于秦政之中。

《商君书》明确指出：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生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商君书•算地》）

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商君书•君臣》）

趋名好利是一切人类的基本追求，即便如上古贤达之士，“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也不过是为了求名而已。这种对人性的彻底实证化处理，构成了法家政治学的伦理基础。

因之人性趋乐避苦，赏罚二柄才事所必然。换言之，一切法律制度的都不外乎合理运用赏罚二柄，将所有人导向国家或社会的整体目标。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

所谓“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并不是简单地把民与国对立起来，倒毋宁这样解释为好：任何人都不过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个人的运作必须服从国家机器的整体运作。一切背离此目标的活动都在禁止之列：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弄，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此处所说的“民不贵学”，当然不是妨害秦民学习法令和专业技术知识，而是那些与本业无关的文化活动：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 《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商君书•农战》）

不特《诗》《书》要禁、商贾要禁，技艺要禁，一切妨害国家整体目标的因素都要加以限制。

商鞅一方面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打破传统农村公社共同体，把人从土地依附关系中动员出来，另一方面却禁绝一切投机倒把，打压一切与农业生产无关的民事商业活动。这相当于只给秦人提供了两条道路：要么安安心心务农纳粮，要么流向军队或相关军工部门。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算地》）

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商君书•外内》）

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君书•外内》）

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

“耕”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补充军队兵源，生产更多的粮食供应军事后勤；“战”则是为了掠夺更多的土地以保证粮食生产。耕与战，二者循环促进，至此，一台庞大的利维坦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

根据太史公的说法，商鞅第一轮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撮其要者，大概六条：（1）建立什伍连坐制度；（2）鼓励告奸；（3）推动民众分家从事生产；（4）奖励军功，严惩私斗；（5）重农抑商，导民于本业；（6）奖励军功，爵位等第完全以军功为标准。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条措施概括得简单些。用两种政治手段（赏与罚）实现两个政治目标（耕与战）：通过严厉的惩罚手段迫使人民不脱离农业生产，通过丰厚的奖赏措施引导人民走上战场。关于这次变法的效果，史书记载得很明确：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