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大萧条不仅孕育了法西斯主义也振兴了自由民主主义一样，新冠疫情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政治后果。一个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常常能够打破政治制度僵化不前的状态，为早该进行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而这一模式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至少在某些地方。

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是应对疫情的更现实方式，妖言惑众和无能低效会因此而暴露。最后这会产生一种有益选择效应（a beneficial selection effect），那些表现好的政治家和政府将受到奖励，那些表现不好的政治家和政府将受到惩罚。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近些年一直在不停蛀蚀巴西的民主体制，在此次疫情危机中仍想蒙混过关，而现在终于深陷困境，不得不面对疫情引发的健康危机。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也想掩饰疫情的严重性，声称俄罗斯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在新冠疫情遍及整个俄罗斯后将不得不改口食言。普京的执政合法性在此次疫情危机之前已经有所削弱，现在这个削弱的进程可能还会加速。

此次疫情如聚光灯一般把世界各地的现存政治体制照射了一遍，暴露了各个政治体制的不足与弱点。此次危机将加深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如果经济长期停滞，这个鸿沟还会进一步加深。虽然危机暴露了问题，但此次危机也展现出了政府可以在危机中调用公共资源、提供援助的能力。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引发的民族灾难刺激了福利国家在上个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出现，危机后残留的“相濡以沫”意识可以极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促进政府加大保护社会的力度。

这可能会让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极端形式偃旗息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人率先提出了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由市场理念（free-market ideology）。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出的各项政策由芝加哥学派负责提供学术辩护，他们都认为一个触角过长的大型政府是阻碍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障碍。同时，有各种不错的理由去削减各种各样的公立机构和减少政府监管。但这种学说后来却固化成了一门自由主义者的宗教，在整整一代保守派知识分子心中播下了敌视国家行为的种子，尤其是在美国知识分子心中。

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以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闻名于世 图片来源：资料图

考虑到国家有必要采取强力措施来延缓疫情的蔓延，现在已经没人再说政府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本身”了（里根在其第一届总统任期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也没人能举出可信的实例来证明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能替代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在今年4月份，推特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宣布，他将为抗疫行动捐款10亿美元，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慈善行为。同月，美国国会批准了2.3万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用以支持在疫情中受损的企业和个人。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可能在反对封城的抗议者那里还有一定市场，但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政府医学专家给出的抗疫建议。这可能有助于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采取行动来解决其它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次疫情还可能重启中断已久的国际合作。尽管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互相指责，但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却在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如果中断国际合作引发了灾难，并被认为是一大失败，则后疫情时代就可以看到各国重新展开多边合作来促进共同利益。

别抱太大希望

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压力测试。那些政府具有合法性又有能力的国家，它们的测试成绩将会相对较好，可能施行改革使本国更加强大和更有韧性，从而有助于让自己未来的表现更好。而政府软弱无力或政治领袖表现糟糕的国家则可能深陷泥沼，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贫困和动荡之中。现在的问题是，第二类国家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第一类。

不幸的是，压力测试太难，很少有国家能通过测试。想要在疫情初始阶段成功应对，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强力的政府和充足的资源，还需要形成大量的社会共识和拥有令人信任的能干领袖。韩国政府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就满足这些条件，这两个政府都将抗疫工作委托给了专业的医疗机构负责。但更多的政府却总会在某些方面表现的差强人意。鉴于疫情的收尾工作仍然艰难，这种瑕瑜互见的趋势很有可能会延续下去，难以令人普遍乐观。

另一个使人悲观的理由是，一个社会要想形成向好的局面就需要理性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学习，然而现在专业知识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却比过去精英治国的时代更加弱化了。数字革命所引发的权威大众化现象抚平了包括认知层级在内的多种层级结构，而现在的政治决策则常常被党同伐异所绑架。这就不是一个建设性的、有利于集体检讨的理想环境，某些荒谬的政策可能比明智的政策持续更长的时间。

最大的变量是美国。在危机袭来之际，掌舵美国的却是美国近代史上最无能、最具争议性的领导者，而且其治理模式并没有在危机压力下发生改变，这是美国最大的不幸。在其任期内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和自己统领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当形势发生变化时，他不能有效应对。他判断对抗和仇视远比国家团结更契合自己的政治利益，于是他就利用疫情挑起了争斗并加深了社会裂纹。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糟糕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领袖没能成功履行领袖的责任。

如果这位总统在11月份获得了第二个总统任期，民主政治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范围复兴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两党对立都不大可能发生改变。在疫情期间举行一场选举将会很难，心怀不满的败选者会有动机质疑其合法性。即使民主党能在总统大选和国会两院选举中都大获全胜，他们继承的也是一个半瘫的国家。民主党在胜选后本应立即采取行动，但该党却将遭遇堆积如山的债务和共和党两院残余势力的顽强反对。国家体制和国际体系在经受多年的摧残后变的虚弱不堪、踉跄难行，而想要重建它们则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如果还能重建的话。

随着疫情最紧急、最危险的阶段过去，整个世界都要投入到下阶段漫长而又沮丧的埋头苦干中。世界最终会恢复如初，某些国家恢复的速度可能更快些。剧烈的世界动荡不大可能，民主体制、资本主义和美国都在过去证明了自己具有变革和适应的能力。但这次它们仍然要再变一次无中生有的兔子戏法。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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