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型的第二个核心问题，乃是国内体制转型与对外关系的相关性问题。作为这一种相互关系的最典型体现，莫过于冷战终结以来的美俄关系。人们看到美俄双边关系周期和俄苏国内政治周期的戏剧性的高度重合。

先来看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周期性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当下，美俄（苏）关系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从缓和、“重启”，然后又转入危机、冲突的周期性过程。戈尔巴乔夫一度轰轰烈烈地改善美苏关系，最终以苏联的突然解体而告终。叶利钦的“一边倒”向西方靠拢，以此作为独立后俄罗斯的选择，但在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中，美俄几近不欢而散。普京上台之初，同样以首访英国、合作美国、面向西方为出发点，但是到2007年，普京以一篇措辞犀利的慕尼黑讲话，宣告了美俄角逐拉开序幕。梅德韦杰夫2008年上台，尽管刚刚执政的奥巴马对他寄予高度期望，但俄美关系还是在格鲁吉亚冲突、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硝烟弥漫以及普京回归后，重归沉寂。2016年底，特朗普大选获胜，很想对美俄关系作一番突破，不料不仅没有建功立业，相反却激起建制派、反对派的强劲抵制。美俄关系再一次“重启” 还未启动，已胎死腹中。几十年来，美俄间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从接近到崩坏的循环过程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拜登开始执政，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上台之初都曾经演过的美俄“重启”的活剧是否会重演？事实证明，这类再三重演的历史周期性现象，不会因为各有特性的个别政治人物的离场而消失，而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借助于另一种机遇卷土重来。

小布什总统曾邀请普京总统到家中做客 资料图来自新华网/AFP

在此同时，人们发现，与上述美俄关系周期性几乎同步，还存在另一种内部的周期演进。也即，无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中间还有一段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二人转”，俄罗斯在历次与美国关系“先扬后抑”的同时，几乎每一届政权都经历内部权力结构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戈尔巴乔夫高举 “民主化” 的旗帜上台，但到苏联末年，他已转向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新设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两大重任集于自己一身。叶利钦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登上舞台，但临到执政晚期，要靠家族和寡头才能维持政权。来自自由派阵营的普京上台伊始，基本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期的政治路线，但是从2003年开始，将地方权力回归联邦政府和对抱负过大的能源寡头收紧管控，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和舆论的调控。2008—2012年期间梅普 “二人转”，一度释放出俄罗斯趋于放松政治经济的态势。然而2012年后普京重回总统大位，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政府权力相对集中的过程。这样一收一放、一紧一松反复出现的俄罗斯内部政治周期，究竟是因为何种原因与美俄关系的周期变化不谋而合地发生谐振？不管这一问题有何结论，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上述的集权分权、周而复始的政治周期，或迟或早、也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出现。

俄罗斯内部体制转型与对外关系之间的这种紧密相关性，看似充满戏剧性，但并不是一种特例。相反，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出现在其他大国关系之间。这就提醒人们，虽然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国内体制，包括对之进行改革，这是不可动摇的准则。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各国国内的体制演进，尤其是大国国内体制的演进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在国家间关系中得到反映。

总之，为什么一个原本是倾向于“华盛顿共识”的全球转型，会变成一个基于主权的，主张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另一类转型，关键乃在于，这既是客观自然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主观地对意识形态和制度进行选择的两种基本进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其中重要之点在于，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国内体制变迁和对外关系的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而另一方面，不能再重复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对抗的老路。用两句简单的话语来概括：人间正道是沧桑，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首先有赖于思想的健全。

三、 俄罗斯和中俄关系在全球转型中的意义

当昔日世界霸权国家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困境之时，从危机转向秩序的艰难进程，将自然而然地更多有赖于新兴国家。而俄罗斯与中国又是其中的最为关键的两个角色。它们如何来调处危机与秩序的关系，势将会成为全球事务的焦点。

也就是在上述基辛格发出对于中美关系警告的同时，彭博新闻社几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展望。他们认为：“冷战结束——被誉为是历史终结——其实只是一个篇章的结束和另一个篇章的开始。世界正处于混乱的过渡期。经济和政治力量中心从西方向东方、从自由市场向国家、从民主制向民粹主义转移。对企业、投资者和决策者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它才刚刚开始。”在笔者看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的东方和西方之争、市场与国家之争、民主与民粹之争，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预判。但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总是比预言家们的结论，要来得更加丰富多样。

至少存在着三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新兴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全球转型中的作用？

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接近与翻转，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国际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似乎正在比想象中更快地来临。尽管欧美工业国家在军事实力、科技创新、金融积累、教育水平、结盟能力等方面仍有优势，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传统文化的支持、大国规模、制度动员能力，以及未来体制改革的巨大空间等因素支持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国家对于转型中世界的抱负与愿景，正在成为推动发展与变化的巨大动力。

虽然，对于俄罗斯的作用一直存有很多争论。但是，第一，俄罗斯曾经历了上千年艰难困苦和筚路蓝缕，才从一个来自东欧地区的小小邦国扩展成为世界顶级的大国。疆域迅速扩大所伴生的内外挑战并非其他大国都具有的。其中，腥风血雨的内外博弈，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高歌凯旋中的大国荣耀，也伴随着家国命运的悲欢离合。这种颇为悲凉又孤独的沧桑之感，是俄罗斯独具的遗产。第二，俄国在拿破仑和希特勒两次强敌的毁灭性入侵之后，英勇地打败侵略者，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35年前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朋友们就对我说，坚忍不拔是俄罗斯民族的独特秉性。第三，俄罗斯不仅是一个 “战斗民族”，而且还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文积累和创造性思想的大国。在21世纪国际范式的转变中，俄罗斯思想家们对旧世界的批判，对新世界的构想，起着几乎是十分重要、但并不为很多人所知的关键作用。武器的批判固然厉害，但是对于人类而言，归根到底还是很难与批判的武器的威力相比拟。虽然当下的俄罗斯正面临内外巨大挑战，尤其是经济低迷、又遭西方长期制裁的打击，但是，这样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特行的生命经历的重要大国，依然会在全球转型各个领域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当然，同样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新兴国家基于经验对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如何理性并冷静地看待自己。这可能是比看待对手更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今年5月，俄总统普京访问中国，期间出席在哈尔滨举办的贸易博览会。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第二个问题，中俄关系究竟是外部危机推动之下的权宜结合，还是具有强劲内生动力的自觉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

21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俄所推动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在一系列国际危机的外部推动之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对世纪初恐怖主义袭击的集体预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当下的疫情和大国关系引起的波动，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中俄的接近。这是一个不由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在的自然演进的过程。

同时，多年来中俄两国的立意、决策、实践和一系列成就表明：中俄关系完全需要，而且已逐步地从两个巨大邻国内生需求和自主意识出发，从两个悠久文明国家的更多的精神与心灵的交流、而不单依靠物质关系与利益的互补——当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来构建我们的相互关系。

对中俄关系的内生需求的认知，同时也由于21 世纪以来崭新的大国关系形式——三边关系的活跃，而显得格外的迫切。

从世纪之交开始，国际政治进程中不光出现了美、欧、俄的三方关系的重构，差不多在同时还出现美、俄、中三方的互动。伊拉克战争中，人们首先发现欧美西方大国之间出现分歧，不再听从传统盟主号令，而是通过反战以自保；同时，欧亚地区一系列危机中，俄、美、欧借重三边关系构架，互动斡旋，以免大规模冲突升级。但是传统大国构成的三方关系并未能遏制叙利亚、乌克兰危机的深化。

在此背景之下，中、美、俄关系受到空前的关注。与冷战时中、美、苏互相敌对的三角博弈关系不同，总体而言，中、美、俄三方保持互相均衡、制约与合作，依然具有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可能。大国间关系存在着远不止为擦枪走火的巨大风险，如若各方仅为寻租，势必引发动荡，而如若处理得好，则能带来大国关系的稳定。2018年后，中美两国多项实力指标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但中国却遭到美国极限施压，两大国关系突陷低谷，频生危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一度期待以中立、均衡、不选边的立场，而不是如冷战期间的拉帮结派的立场，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

富于戏剧性的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也以不选边、不结盟、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立场，似乎重演了三年前俄罗斯在中美关系突然走向冲突时所承担的角色。大国三边关系的轮回变化耐人寻味，也发人深省。总之，在全球转型的复杂进程中，不能只靠单打独斗，甚至不限于双边合作，还需要更为明智务实而不失原则的三边互动、规范制约、借力发力。新兴国家应具有开阔的眼界和超越的思想高度，以更加灵活应变的态度，尤需以内生需求所带来的定力，去承担未来秩序构建的重任。

第三个问题，对中俄而言，重大危机处理与全球转型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

全球转型至少具有以下三种前景。其一，仅被动等待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才去求得持续多年的地区或全局危机，比如乌克兰危机的彻底解决。其二，上述被催生加速的各种抱负和愿景之下，还没等到全球转型的条件成熟，已猝不及防地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与危机。其三，与上述两种前景相比，能否以更加理性稳健、但更具远见的态度，反其道而为之。也即，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主动处理危机，坚信事在人为，推动全球转型的条件趋于成熟。事实上，若干年前，当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甚而可能会爆发难以控制的巨大风险的局面下，很多有识之士思考的不光是如何终结危机，而是如何从危机中寻找出路，并通过及时地解决危机，为实现向未来秩序的转换做好铺垫。在冲突不断升级的今天，这样的努力依然具有宝贵价值。

如果说，本序言所陈述问题与主客观趋势乃是本书写作的基本线索和结构，那么，上述最后一点，是笔者所表达的从危机走向秩序的理想途径，也是本书写作最为关切的核心。

旧世界已然老去，而新世界尚未最终形成。客观地说，当今的确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但是，危机中又处处蕴含着建立新秩序的机遇。因此，只有善于从各种大大小小的危机处理中把握时机、发现机遇，把危机一步步转化成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机制、体制与秩序，也不畏惧种种倒退和偏见，这样，才能够真正转危为机、化敌为友，建立起一个共享稳定与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新时代。

冯绍雷：《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