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重要选择的同时，必须强调不可忽略的另一面，这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和努力，方能得以维持的宝贵的国际环境。

其一， 三四十年全球化的强劲推动力，由盛而衰，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总体上进入了一个减速的下行期。这是与此前的和平发展时期不尽相同的重要背景。尽管中国继续将保持高于平均速度的增长，但是也将受到一个总体下行的国际环境的制约。如果说，以往十多年世界经济的减速下行加剧了各类国际矛盾的激化，比如，传统能源需求远不如2008年前那么旺盛，这就相对限制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能力；那么，疫情和俄乌冲突后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下行的趋势，将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二，当代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也来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历史进程中长时段因素的重趋活跃。作为长时段因素的文明因子，激励了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实际上，这是千年古国老树开花，重新焕发青春。一方面，传统文明使新兴国家在与传统工业国家的竞争中更有底气；但传统文明的桎梏，同样也为新兴经济体的进步设置了巨大障碍。长时段因素中的另一重要角色——地理因素重回舞台，使地缘政治重现于大国纷争之中。海洋与大陆地缘政治抗衡的古老话题，活生生地以花样翻新的各种组合，卷土重来。长时段因素中的气候变化，更以前所未有、相当直接的方式影响着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这也是与20世纪80—90年代和平发展时期不一样的局面。

其三，大国间相互认知正在发生全面而迅速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初年，国际政治领域一度具有广泛影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流认知，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对外关系。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如前所言，正逐渐地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大国间相互认知的变化，尤其呈跌宕起伏的态势。其中，包括若干年来欧美国家对于俄罗斯、包括对华认知先后呈急剧改变的态势。总体而言，危机对认知态度的急剧改变往往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力。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中，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认知水平迅速下跌。所以，观念形态以及心理偏好的急剧变化对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其四，危机频发期的到来，究竟是世界进一步趋于动乱，还是旧秩序动摇、新秩序来临的征兆？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世纪交替时刻的全球转型阶段，较少发生国际冲突，大国间关系相对平稳，其背景与美国 “一超” 垄断世界的局面有关。但从世纪交替时开始，国际和地区危机接连不断。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起延续至今的北约东扩，1997—1998年几乎在俄罗斯与东亚同时爆发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然后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紧接着是2001年的 “9·11” 事件。此后，美国又发起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马上又出现了接连不断的 “颜色革命”。时过不久，2008年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又爆发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再之后就出现了 “阿拉伯之春”，以及延续至今的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在欧亚地区危机不断的背景下，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包括特朗普上台后挑起一系列大国关系危机，直至国际疫情以及战争的爆发，人们目睹了在欧美发达国家核心地带所出现的一波接一波的危机形势。人们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连串连绵不断的、各种方向不同力量之间的任意冲撞，究竟会把世界引向何方。

有鉴于此，笔者想强调的是，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一个政治宣言，而是一个由构建中的国际秩序保障、由人心所向的潮流支撑的时代选择。同时，面对不可避免的挑战，这并非一个与生俱来、唾手可得，而是需要通过卓绝的斗争加以捍卫、需要加倍精心的努力加以呵护，方能得以延续的国际环境。

二、 全球转型的 “ 再转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转型的过程之中。这里的全球转型的含义主要是指：其一，各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其二，在此背景下的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其三，作为内部制度变迁和国际秩序这两者间连接物的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转型。这三者经过互动而形成的普遍性趋势与进程，可被视为全球转型的总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差不多同一时段，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推出新保守主义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而苏联的安德罗波夫时期也确实在高层内部开始准备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美、苏的政治领导阶层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无论国际国内都面临着的严重危机状态。于是，尽管各自的应对方式和时机选择不同，但都顺应当时内外体制和秩序构建的紧迫需求，提出了改革与转型的要求。这与终结冷战、构建新国际秩序等外部进程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这究竟是历史巧合，还是意味着无论东西方，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深层结构与态势，正超越各国内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探寻新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冷战结束后10年左右时间里被大大推广、以“华盛顿共识”为基调、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全球转型，进入21世纪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逐步转化成为以主权加强为背景，以多元化的文明复兴为载体，以多样化的制度转型为主题，以多极化的力量格局为依托的另外一种全球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复杂的转变。像笔者这样既经历过冷战结束前后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外秩序转型，又目睹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本身的再一次“转型”的一代学者，恐怕无不为之而感叹沧桑巨变。

对于21世纪前后的这种全球转型的 “再转型”，可将其动因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历史进程的逻辑演进，另一方面是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的推动。从自然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推动 “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全球转型在世纪之交逐渐转变为后一种转型的最主要动因，乃是科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等当下趋势与地理、气候、文明等长时段因素的相互交织而高速扩展。在这一进程当中，西方的衰落，新兴国家的群体成长，成为既是现实、又是预见中的潮流。随着全球化大潮滚滚而来，人们看到一个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的新世界正在渐渐地呈现轮廓。

而就后一种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选择的动因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包括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人们在制度选择上究竟是走向开放，还是趋于封闭；在意识形态领域究竟是走向僵化，还是务实；就交往方式而言是走向对抗，还是趋于和谐；在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究竟是一国独霸，还是多元共存。显然，这几十年的历程证明，主张开放、务实、和谐、多元共存的力量逐渐地显示出了不可阻挡的优势，展现出先是学习西方、但又迅速超越“华盛顿共识”这一制度模式的巨大潜能，导致了向后一种全球转型范式的深刻转变。

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换的过程中，人们依然遭逢的关键问题之一，乃是以旧日的简单划分来区分敌友。比如，当今世界是否仅仅能简单地以“专制”“威权”和“民主”“自由”的对立来加以划分。2020年疫情前后与大国变局的无情冲击，揭示出把世界一分为二的那种简单化的图解，大大扭曲了世界的真实面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为什么一个不久之前还互相尊重而发展合作的世界，会如此迅速地跌入互相直言谩骂、乃至于兵刃相见的世界？为什么崇尚民主，竟会把一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置于前所未有的人种族群、思想观念、财富差距、社会分层的高度撕裂与对立之中？更加危险的，危机正在从国际领域转向国内，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转向欧美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2020年大选中，世界最强大国 家——美国的选民出现了几乎是一半对一半的分庭抗礼状态。冲击美国国会的暴行表明：曾经被西方用来主导世界事务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一旦被夸大和滥用，将会导致何等不可预计的风险。

布热津斯基（左）、冯绍雷（本文作者，右）/资料图

记得曾经在2010年雅罗斯拉夫论坛上，我与参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一番对话。当时，俄罗斯是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打算“重启”对俄关系。最后一个登台讲演的布热津斯基先生在他的论坛发言中公开主张，现在是到了由北美、俄罗斯、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共同建立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候了。他讲完话走下论坛，我们便一起步入餐厅。布热津斯基先生一边走一边主动地问我：“您从中国来，您对我今天提出的这个论点有何看法？”我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主张成立‘北半球民主共同体’，那么，您打算把一些正在学习民主、实践民主，但不一定是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作何处置呢？”布热津斯基先生当即回答说：“我曾经主张G2，你们不接受。那么，你们可以同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一起来组成另一个联盟。” 当时，我回答： “您不担心这样来组建另一个联盟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吗？” 说到这里，布热津斯基先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对我说：“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属于私人对话，请不要见诸媒体。”我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入席开始了晚餐。

我一向尊重作为前辈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先生。直到他去世之前，我履行承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公布过以上我们这一段对话。现在，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多年；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党上台执政后，有人认为，布热津斯基先生曾主张过的观点可能会重新成为现实的战略选择。因此，对此做一介绍，便于理解当下的事态。值得指出，乌克兰危机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有所变化。面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恶化，与其说他依然恪守“民主共同体”之说，还不如说，在其晚年，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的是“中俄美三边合作”这一命题。我觉得，布热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变化就是一个值得探讨、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是全球转型的 “再转型” 中一个小小的但不无启示的侧面。

理论上，我并不赞成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关于大国竞争必然走向对抗的论点。但是，他本人对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批判还是非常犀利的。他认为，如果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一个单极世界还有存在理由的话，那么，到21世纪以后的多极世界，民族主义和主张力量均衡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绝对压倒了自由主义。这也说明，即使在西方国际理论的前沿发展中，对于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简单划分世界的做法，也存在着很大争议。

从理论渊源上说，有人说，民主国家才能导致和平；并且认为，这一观点是起源于伊曼纽尔·康德的 《永久的和平》 这篇长文。我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康德此文所担忧的恰恰是 “民主的暴政”。有学者认为，他更多倾向于是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才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虽然，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制度模式，确有权力的集中分散、效率的高下之分。民主和自由，毫无疑问是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但是，当这一目标被运用于国家间关系，便面临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各种制度模式的改善和优化，首先是各国自己的事情。这是确认主权高于一切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几百年来能延续至今的根本性原因。同时，人们也力争学会通过良性的竞争与合作，而不是简单地以“民主与专制”把世界一分为二；也不是通过战争和破坏、通过构建军事联盟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优化和改进国内制度和构建世界秩序。原则上说，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和平地重建秩序的客观条件。而冷战时期的对抗性格局30来和平地向新秩序过渡，虽然代价巨大，且前程艰难，但还是证明了以超越意识形态与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国际秩序更替的现实可能性。

以上说的是关于全球转型为何出现了 “再转型” 的这一重大转折，以及 “再转型”的可能路径及其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