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从数量增长到品质转型的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终成败。这一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风险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判断，正是针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中国如能在未来15年至30年间度过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风险期，即可最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了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与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带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跨越现代化的最后艰难阶段。

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而当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或70%时，会完成社会转型。

根据亚洲经验，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过了65%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跨过了现代化最后阶段的风险期，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当那些城市化率低于60%的国家遇到政治动荡时则陷入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严重者则致使已有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甚至沦为“失败国家”。

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试指标。④

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依照国际经验，我国能否最终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测试指标。

对于我国城市化率问题要结合本国情况进行认真研判。我国仍保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户籍制度，这是研判中国城市化率时的重要特殊国情。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

中国口径的城市化率或城镇化率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我们认为，在中国应使用“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获得衡量城市化率问题在学术上的一致口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之一，就是届时中国的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应达到65%。因此，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及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这可以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第一波”。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存在所谓“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水平在一定的历史区间和区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017年春，我们的研究团队沿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一次长距离徒步考察。在总里程三千余华里的实地考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

我们发现，对中国的共时态认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而事实是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京杭大运河上的南运河、鲁运河迤逦千里，沿线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俨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貌。

出天津沿大运河一路走到江苏淮安，沿途所见村镇基本没有食宿条件与相应设施，村里无餐厅，乡镇无旅店，餐饮、住宿要到县城才能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商品率和货币化程度还比较低，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存在广大的半自然经济区域。

然而，渡过长江到达杭嘉湖平原等地后，我们可以用“2035年的中国”来形容其发展水平，这里预示着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未来。

中国各区域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历时态特性，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显示出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于不同发展阶段之上。

在华北平原，路过一个玉米囤

在邳州望母山乡遇到的一位牧羊老汉

发展不均衡性是认识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就整体而言的，中国东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这些地区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关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口情况，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分别达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27%。这种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不平衡”造成和加剧的。

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提出“两个大局”的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构想就是通过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为解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最主要措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当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努力，虽然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自身有所发展和提升，但这些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却仍在扩大。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0.98万亿元、21.75万亿元、20.49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广东一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就约等于西部云南、广西、内蒙古、贵州、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八个省（自治区）的总和。⑤

这说明中国区域发展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认真深入地探讨和总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