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步商业模式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于，私营部门可以比公共部门做得更好，这就是市场偏见。

不仅仅是城市公共交通，医院、警察局，甚至五角大楼，都对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对这种技术的依赖只会越来越深。尤其是因为通用人工智能具有无限的范围和野心，如果它要搞破坏，任何行政机构或政府服务部门都将束手无策。

而且，通用人工智能甚至在研发成功之前，就能把人骗进来。这是Theranos公司带给我们的教训。这家初创公司曾是美国精英们的宠儿，承诺通过革新血液检测技术来“解决”医疗问题。虽然从未研发出货真价实的技术，但公司的受害者却都是真实存在的。

Theranos 是一家独角兽公司，承诺通过仅用一滴血进行多次快速血液检测来颠覆医疗行业,并彻底改变实验室检测模式。该公司由 19 岁的伊丽莎白·霍姆斯 (Elizabeth Holmes) 于 2003 年创立。2015 年，《福布斯》将她评为最年轻、最富有的女性企业家亿万富翁，估值为 90 亿美元，在欺诈行为曝光后，Theranos 烧掉了 9 亿美元的投资资金，800 名员工失业。

在经历了这么多类似优步和Theranos带来的创伤后，我们已经知道通用人工智能的推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其推广将分两个阶段展开。首先通过大量补贴展开魅力攻势，然后便图穷匕见，从补贴政策中撤退，而过度依赖该技术的用户和机构将不得不接受公司为维持盈利所制定的高昂价格。

硅谷大佬们一如既往地淡化了市场的作用。在最近一篇名为《为什么人工智能将拯救世界》（Why A.I. Will Save the World）的文章中，科技行业知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甚至宣称，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由人类拥有并受人类控制”。只有风险资本家才擅长使用如此精妙的话术。大多数现代技术都被公司所拥有，他们（而不是传说中的“人类”）把拯救世界变成一门赚钱的生意。

此外，这些科技公司真的在拯救世界吗？截至目前，他们的表现没什么说服力。像Airbnb和TaskRabbit这样的公司被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视为救世主；特斯拉的电动汽车被当作应对全球变暖的良方；代餐奶昔公司Soylent接受了“解决”全球饥饿问题的使命，而Facebook则发誓要“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互联互通。事实上，这些公司并没有拯救世界。

十年前，我把这种模式称为“解决主义”（solutionism），但如果称之为“数字新自由主义”也同样合适。这种世界观从营利性解决方案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问题。那些在公共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因此被重新视为在市场上有利可图的机会。

“通用人工智能主义”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这种“解决主义”的热情。去年，萨姆·奥特曼表示，“通用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的问题似乎太大了”，我们“没有更好的工具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最近断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推动人类繁荣发展。

然而，公司需要利润才能生存。指望烧掉投资者数十亿美元、不产出利润的公司做出上述善举是不太常见的。OpenAI已经从微软那里接受了数十亿美元，该公司目前正考虑再筹集1000亿美元来研发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该技术研发成本极为高昂，OpenAI公司必须为投资者收回成本（据今年2月的一项评估，该公司旗下ChatGPT每天的运营成本为70万美元）。

因此，在“富足”和“繁荣”到来之前，公司可能会先通过大幅提价使人工智能服务盈利。但到那时，但到那时，又有多少公共机构会将善变的市场误认为是可负担得起的技术，从而对OpenAI昂贵的产品产生依赖包呢？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城市将公共交通外包给一家脆弱的初创公司，你会希望它将福利服务、垃圾处理和公共安全外包给可能更加不稳定的通用人工智能公司吗？

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减轻棘手问题带给我们的痛苦，但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新自由主义可以利用技术，使社会问题变得可以忍受。我记得，2017年曾有一家科技创新公司，承诺为通勤者改善芝加哥地铁的乘坐体验，为错峰出行的乘客提供奖励。该解决方案的创造者利用技术来影响服务需求方（乘客）的行为，因为他认为让服务供给方采取行动进行结构性升级（如筹集公共交通资金）是十分困难的。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在帮助芝加哥人民努力适应城市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为了满足公众需求，真正地解决问题。

这就是先前提到的适应偏见。人们希望通过科技手段，让我们对自身的困境变得麻木不仁。这是新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力更生和抗压能力的结果。

信息很明确：整装待发，增强人力资本，像初创企业一样制定发展路线。而“通用人工智能主义”也与此论调相呼应。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曾鼓吹，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改善生活”。

“解决方案主义者”的盛宴才刚刚开始：无论是应对下一场大流行、孤独症还是通货膨胀，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吹捧为一把万能“锤子”：在它面前，任何真实的或想象中的“钉子”都不在话下。然而，被愚蠢的“解决主义者”浪费的10年，揭示了其技术手段的局限性。

诚然，来自硅谷的许多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我们监控生活开支、卡路里消耗和锻炼计划，这些科技手段偶尔也会有所帮助。但它们大多忽略了贫穷或肥胖的根本原因。如果不针对那些根本原因去行动，我们仍将不得不适应问题的存在，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它。

用科技鼓励我们遵循自己的步行习惯（一种有利于个人适应问题存在的解决方案）和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城市缺乏公共步行空间（一种有利于集体和制度变革的政治友好型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通用人工智能主义”认为公共机构缺乏想象力，而且效率低下。根据萨姆·奥特曼的说法，公共机构应适应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但他最近表示，自己对“公共机构适应新技术的速度感到忧虑”。“我们之所以应该在该技术发展尚未成熟的初期就将其投入应用的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该技术的存在”。

但是公共机构只有适应一条路可走吗？公共机构就不能在不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计划去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吗？还是说，公共机构只有“降低”硅谷技术风险这一项用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