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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
关键字: 中国经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稳增长减税贬低工业或第二产业的作用、夸大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作用,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早在数年前,笔者就在《中国应该继续用投资拉动经济》、《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第三产业占比高未必是好事》等文章中,指出不可夸大服务业的意义。)
英国金融时报,至少自2010年起便始终一贯连篇累牍地向中国推销“降低增速、减少投资、加大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这一药方。
但是如今,它也不得不发文《服务业未能助力中国经济改革》承认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无法取代工业成为新的经济引擎:“中国领导人对国内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寄予厚望,但实际上,服务业未能填补制造业低迷留下的空白。服务业接不起重担使得中国政府推迟早该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继续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该文还指出,目前的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并非是“健康的转型”,因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并非是服务业突然繁荣的结果,而是其他经济部门动能衰减造成的。”(《服务业未能助力中国经济改革》,金融时报2016 年10月20日)
与“退二进三”论一起盛行的,还有“消费拉动”论。
“消费拉动”论认为:过去中国的高增长是片面的投资拉动,粗放低效,为了提高质量,要改为消费拉动,减少投资,增加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实践结果是:投资增速下降后,消费总量的增速也下降了,“消费拉动”根本就无从谈起。(详细分析见笔者观察者网专稿《居民收入跑输GDP,消费驱动还灵吗?》)
“减税”论于事无补
对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许多人热衷于从“体制”上进行解读,如从前几年曾流行过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融资难”论,到当前流行的“税负重”论,都是如此。
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企业税负太高,实体经济要想重振雄风,只能通过减税来实现。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
首先,如前所述,实体经济的活力不如以往,主要是因为增速放缓所致,而通过给企业减税,并不能加恢复或快经济增速,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处境,不能促使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大投资与生产即恢复繁荣。
很明显,既然问题不是因税收而引起的,那么自然就不可能通过减税来予以解决。其次,早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税负常常被夸大了。
如,按照小口径标准即税收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约为18.4%;按照国际通行的IMF统计口径比较,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为29.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42.8%,也低于世界平均的38.8%和发展中国家的34.4%。
近期有位企业家称自己企业税负太重,结果专业人士仔细分析后却发现,第一该企业的利润很高;第二该企业交的税并不算太多,且大头如增值税等大都转嫁到下游客户或消费者身上。再者,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如果大幅度减税,政府财政必然减少,这将削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及保障民生等)的能力。
“减税能促进实体经济恢复活力”,不光从理论上讲不通,实践中更是行不通。
众所周知,美国自里根时代起,就迷信减税政策,认为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结果,实行了二十多年以后,一方面经济没有起色、甚至越来越糟,直至陷入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贫富分化加剧,令美国沦为1%与99%的社会(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 “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
巴菲特曾批评说,减税变成了对富人、对企业的片面性、偏袒性的减税,广大民众与政府都变穷了,只有少数富豪得利。现在有人却要求中国把希望寄托于减税,这只能让中国重蹈美国的覆辙。
实体经济的困难不能怪“工资太高”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致使实体企业不堪重负陷入困境”。在笔者看来,这一解读同样也是缺乏依据的。
首先,如前所述,中国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目前,尚没看到有人能提供任何充分过硬的证据来证明经济放缓是由于“工资提升过快”所致的,有的尽是些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
其次,过去中国工资水平提升较快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快、实体经济繁荣的时期。
前些年,最低工资每年调高一次,且涨幅较多,但是,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变糟。反倒是最近这两年,虽然工资提升变缓了,如各省市区最低工资调高多变为两年一次且涨幅也变小了,但是,反倒看不到实体经济有任何因此而好转的迹象。
最后,相比于上个世纪,目前中国工资水平虽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客观地说,仍旧是不高的。
日常经验俯拾皆是,比如前几天,笔者询问了北京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他自己的收入与工作状况如下:“吃住在公司,早晨六点起床,七点开始工作,晚上七点收工;回公司吃完晚饭后,继续干分拣整理等活儿,到晚上十二点休息;没有双休日;即使这样,每月收入最多五千左右;没有社保,有商业保险;送货电动车出了毛病,维修费要五十块钱以上的公司才给报销;员工流动性很大。”
工资收入相比劳动付出,绝对不能说是高了。就连前段时间抱怨中国实体经济经营成本太高的那位玻璃制造商,也明确承认:目前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同行的八分之一。
美国的历史证明,一遇到点儿风吹草动就指望依赖减税、降低员工工资等手段给企业“减负”,以此来解决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不仅如此,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四年前笔者就指出:
“里根与撒切尔的极端化减负政策,看似为企业着想,其实损害了企业家精神。里根撒切尔当初宣称,只要99%做出牺牲,那么1%就会努力向上,企业就会恢复竞争力,经济就会好起来,可结果却是1%通吃了一切,而经济则是每况愈下。西方的企业家阶级,越来越难以担负起自己应负的技术进步的组织者的天然职责,变成了不讲奉献、只知向员工、向政府索取的食利者。市场经济中,企业家阶级的本职工作首先应该是做大蛋糕,现在西方的企业家却净想着分蛋糕(即减负)而不管做蛋糕了。”(见观察者网专稿《企业要进步,别光靠减负》)
实行减税、压低工资水平等政策后,并没有令整体经济由衰转盛,并没有促进全社会财富的增加,只是改变了财富的分配,靠政府与大众的收入减少来保证少数人的收入。解决现在的问题,要靠的是像以前一样不断把蛋糕做大,而不是不做大蛋糕了、只管抢分蛋糕。
要理直气壮地追求稳增长这一目标
当前,要怎么办才能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同时也是推动整个中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呢?
第一,要要树立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要重视并继承发扬中国经济发展既有的成功经验,要避免受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观念的误导,要敢于承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又快又好的。
在这一高增长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以及接近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科技大国;同时期,中国的民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通过了新劳动合同法,普及了社保(包括大范围普及医保),逐年调高最低工资,学费长期不涨(比如二本及二本以上大学学费从2002年至2012年几乎没有增加),等等。
第二,要理直气壮地追求稳增长这一目标,要坚持做大蛋糕,只有整体经济保持一定的较高速度,实体经济才能同步繁荣,才有可能实现提质增效而不是降质减效。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
第三,以往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或手段,如货币的、财政的、产业的、基建的、地方政府的,等等,虽然有瑕疵、有不足、并不可不免地带有副作用,但是其利是远大于其弊的,这些政策、措施未来仍旧可以继续发挥其作用,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到趋其利避其害。
第四,坚持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而不是既不做大蛋糕又不分好蛋糕这种下下之策。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要坚决如期实现两个翻番的战略目标,同时要在这一过程中贯彻“共享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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