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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
关键字: 中国经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稳增长减税截止上世纪九十年代,日台新韩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这也是其完成产业升级、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日台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近乎停滞,韩新相对来讲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快一慢的结果是日台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产业水平都开始下滑,而韩新的经济地位与产业水平则持续提高。
日台韩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高增长而非低增长才能提高经济质量、促进产业升级。”(见笔者观察者网专稿《低增长无助于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二】》)
中国与国际经验证明:经济增速与经济质量完全呈正相关关系,而不是相反。
从理论上来说,增速放缓后,企业盈利空间变小,生存困难,普遍缺乏通过投资来提高效率的意愿与能力,质量提高也就无从谈起。(笔者并非马后炮。从2011年起,笔者就明确指出中国的高增长其实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随后又指出通过“降速”是无法实现“提质”这一目标的,将“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平教授所言,能否提质,关键是看企业能否把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转化为研发创新。如果经济下行挤压企业生存空间,只能死的更快,哪有提质的机会?很多经济学家自己不做企业,常常停留在纸上谈兵。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比如,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他就明确指出:
“”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更加切实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十三五年均经济增速不低于6.5%,这既是完成两个翻番目标的前提,也正是实体经济不进一步陷入困境的保证。只有增长稳住了,实体经济才能恢复活力。
习近平号召学习的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阐明了数量与质量或速度与质量的辩证关系:“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这一判断,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原则或逻辑原则,它同时也适用于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其实是不可分的。
那种企图抛开速度单纯追求质量的观点,是不可行的,现实经济中只可能存在高速高质、又快又好,不可能存在低速高质、又慢又好。
“降速提质论”被拔高的同时,以往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些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或手段,则普遍遭到了贬低甚至被妖魔化了。
如,正常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被丑化为“强刺激”;正常的货币政策如降息降准,被污名化为“大水漫灌”、“货币超发”;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对之羡慕不已的中国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被称作“粗放低效的投资拉动”;为促进地方经济与基建建设而发售的安全的地方政府债务,被夸大为“地方债务危机”,等等。
2016年中国经济稳定在了6.7%,再次成为世界第一,令全球一片羡慕,但是,在国内却有不少人要求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甚至明确说跌破4-5%才好。
还有人说,中国经济不必在乎速度,要破除“硬着陆恐惧症”,敢于接受“创造性破坏”,经过破坏后,经济就会具备创造性。问题在于,遭受破坏后万一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呢?2007年次贷危机起,美国经济遭受破坏快十年了,哪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呢?
关于中国经济,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
3月2日两会前夕,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中国仍需警惕“僵尸国企之患”》,明确称“创造性破坏”就是“休克疗法”,并要求中国放弃稳增长而实行休克疗法。苏联实行休克疗法的前车之鉴有目共睹,西媒与国内大量媒体人却联手大力向中国推销打着创造性破坏幌子的休克疗法,这到底为了啥?
中国实体经济要想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得摒弃这些贬低速度的流行观点的误导。
媒体妖魔化“四万亿”,鼓吹脱实向虚
本来,过去中国高增长的经验,就是重视实体经济、依靠实体经济的经验。中国过去的三十余年的高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实体经济。
2007年之后,西方陷入金融危机,并祸及全球。中国却一枝独秀,将影响降至最小,并通过一揽子计划(俗称“四万亿”)而迅速恢复了高增长,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在全球是最健康的。
但是,中国经济率先在全球走出金融危机后不久,舆论却对立下大功的“四万亿”大加贬斥。本来,明明是“四万亿”令中国脱颖而出并“拯救了世界”,对此全球羡慕不已。
但是,国内媒体与学界却扭转了舆论走势,带头将四万亿批得一无是处,给四万亿扣上了“国进民退”、“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及“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罪名。
这类批评大都是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比如说,作为普通消费者都能看得到的,没有四万亿的大力投资,何来今天中国笑傲全球的最大高铁网络?何来全球顶级的移动通讯网络?这些全都是促进提质增效的在新领域的投资,怎能是“重复建设”与“落后过剩”。
批臭四万亿的同时,舆论又掀起了一股鼓吹“脱实向虚”、“金融创新”的论调,比如,前几年,有位在美国获得过大奖的媒体经济学家干脆直接要求“应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这就是典型的一幕。
在这种舆论大潮的胁迫下,政府的政策开始放宽,以所谓的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迅速在全国蔓延。这些所谓的金融创新,好多其实就是将传统的非法集资、庞氏骗局搬到了互联网上而已。
直到进入2015年,“e租宝”、“泛亚”等集资诈骗大案原形毕露震惊全国后,鼓吹金融创新的舆论才慢慢冷却下来。经过这几年的“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已经造成了相当的危害。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主业经营利润下降,又会促使那些本不愿放弃实体经济的企业,不得不尝试着放弃主业去搞投机来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很多在抱怨实体经济困难的人,恰恰是在前几年鼓吹“大力发展虚拟经济”最为卖力的。当初,这些人鼓吹降速,鼓吹“金融创新”,等到他们的主张落实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了,投机泛滥了,他们又没事人似地改口说:中国经济完了,实体经济完了。
比如,某位当红的“经济学家”近期义正辞严地指责“P2P是庞氏骗局”、“出来混,总要还的”,可是仅仅还在三四年之前,他的观点却截然相反,盛赞P2P 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是挡不住的趋势”。
经济脱实向虚,这类人物当初的鼓吹其实是脱不了干系的。
“退二进三”论和“消费拉动论”的危害
“脱实向虚”论之外,“退二进三”论也对实体经济有不小的影响。实体经济最重要的领域就是工业或第二产业,这几年,舆论热衷于宣扬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称这是产业结构升级、提质增效的表现。这一观点的误导性也是很强的。
其实,除了准工业化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以及部分高端服务业,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普遍低于第二产业。
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加、第二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的现象,这通常被舆论视为产业现代化的特征,事实上,这并不是先进的表现,而是西方产业蜕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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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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