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克伦协作网的设立是为了实现阿奇·科克伦的目标，让医学获得更强的实证基础。作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它的目标是发表针对各类治疗措施可得数据的全面分析。对抗抑郁药物，科克伦协作网也完成了几项综述，其中一篇发表于2004年，特别关注了此类药物研究中可能具有误导性的安慰剂对照方式。

鉴于抗抑郁药物会引起副作用，可以合理认定受试者能分辨出他们是否在服用安慰剂，而要获得安慰剂效应，你得相信自己使用的不是安慰剂，因此这就会造成影响。科克伦协作网的三位研究人员专门检视了那些使用“活性”安慰剂来克服此类问题的试验，这种安慰剂会产生与活性药物类似的副作用，但不具备其主要功效。（他们研究的是一种叫作三环素的抗抑郁药物，通常会引起口腔及鼻腔干燥、便秘等副作用。）

综述找出了9个这样的研究，总共包括751名患者，而它们证明活性安慰剂与三环素之间的效果差异比预期要小得多。他们总结道：“这意味着，在使用惰性安慰剂的试验中，这种揭盲效应可能会虚增抗抑郁药物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在我们所相信的抗抑郁药物的优良品质之中，大部分都可能只是幻象，不过是设计糟糕的试验所带来的结果。

早在2008年，一篇新发表的论文（基尔希等）将大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这一议题上，即抗抑郁药物的效果是否远不如大多数医生和患者所相信的那样。这篇论文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并不新颖。

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就职于赫尔大学心理系，2002年他还在康涅狄格大学时，就发表过一篇十分相近的研究。当时，他研究了1987—1999年提交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6种最流行的抗抑郁药物的相关数据，并发现这些药物的几乎所有（80%）功效都是来自安慰剂效应；剩下的20%效果虽然的确存在，但并不重要，在通常用于测量抑郁程度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中，其造成的差异只有2分。

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是为独立评估医疗措施有效性与安全性而设立的政府机构，而它所设定的临床有效临界点为3分。（某种药效可能在统计上显著存在，但对病人来说却因效果太小而不值得一试，尤其是已知存在一定概率会发生副作用的情形下。）基尔希2008年的研究是关于4种新出现的抗抑郁药物，想看看它们是否会影响患者的抑郁程度。结果发现，这些药物的整体影响与此前的药物类似，也低于NICE认为真正具有价值的最低水平。对于少数抑郁程度最严重的患者来说，药物带来的差异还稍微大些。

他们2008年的论文引起了大量公众关注，但其中发现的问题其实早已在2002年的论文中就出现过。这件事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信息传播与开始时的信息收集同样困难。

比起广泛使用这些基本上毫无效果的药物，还有更糟的事。抗抑郁药物并没有造成像有毒的磺胺类灵药或沙利度胺那样的丑闻，却提醒着我们，我们作为医生或病人需要了解关于医疗措施的全面效果，但目前的监管框架并不能保证我们获取此类信息。

在过去，往往要到令患者死亡或终身残疾的悲剧发生后，监管改革才会跟上。但现在我们有机会去自发地对其进行改良，而不必等到下一场医疗惨剧的曝光来迫使我们采取行动。

三

试验的发展之路是一个关于思维进步的故事，它为世界普降甘霖，却几乎不为人知。

检测与试验一直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它们无法在骗人的疗法和有毒的药方面前保护我们的周全，这就是个严重的问题。一项试验除非方法充分，否则就不可信赖，而其方法的质量也就决定了结果的质量。这些方法既有可能比猜测好不了多少，也可能像双盲随机对照试验那样严谨可靠，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光是用用“检测”“实验”“试验”这样的字眼儿可是不够的。

留意前辈已经犯过、记录过、报告过的错误，对我们会非常有用。这让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谨慎与烦恼，也略微降低了重蹈他们覆辙的可能性。

历史学家常说，以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他们，并为他们没能做得更好寻找理由，这就是“同情”。但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显得居高临下。那些认真思考如何帮助患病同伴的人并不是想要做到“可期望的最好水平”，他们也不指望自己的理论“以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他们只是想为病患做些好事，同时揭示真理，而我们只有明白他们是如何屡次失败时，才会给予他们最认真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