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城市化程度依然不到20%，在2010年前后超过50%。进一步提高到75-80%，意味着30-40年相对快速的经济扩张期。

左图：与2008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中国（红线），世界（黑线），美国（灰线）、日本

右图：城市化程度越高，城乡差别越小（深灰）

做大蛋糕也可以从居民消费对GDP的占比来看。在2008年时，这个占比约35%；2023年时，提高到39%，有所提高，但并不多。也就是说，再分配的贡献是正面的，但贡献还主要开始来自做大蛋糕。

另一方面，城市化不等于大都市化，盲目的城市化是有大问题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化程度也非常高，但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的贫民窟也是世界闻名。大量赤贫人口盲目流向大都市，涌入人口大大超过城市能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城市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也受到损害，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和尼日利亚正在重演，只是还“在路上”。

也就是说，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在于进一步的城市化，但不是盲目的、放任自流的城市化。确实，北京、上海严格的户口管理降低了人口集中的速度，北上人口增长已经趋平。

北京（左）、上海（右）的人口增长已经趋平，灰线为户籍人口

另一方面，虽然北上广深已经“人满为患”，但中国人口前10的城市只占总人口11%，前20占17%；相比之下，美国分别为26%和38%，日本和韩国45-50%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两个超级大城市里。

城市人口扩张到一定程度，就“真理过头一步”了。城市对人口的高度集中作用也意味着竞争高度强化，恶性内卷造成严重的焦虑，出生率下滑也与过度城市化有关，躺平思潮主要存在于城市人口，并非偶然。人口过度集中也导致地区之间扭曲的资源和机会配置。这个问题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早有认知，也是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在80年代就忧心忡忡的“大饼一块”问题。

卫星城、新城区、副中心是各种解决方案，但最终还是要靠独立于大都市的大中小城市分散化。在2003-2022年间，中国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32个增加到72个，这是很好的开端。同期，地级市总数大体不变，仅仅从284个增加到297个。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鼓励农民进城，不仅向乡镇、县城流动，而且向靠近家乡的中型（200-600万人）和小型（200万人一下）城市流动，正是近年来户口改革的重点：3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取消户口限制，300-500万人的城市也放宽户口限制，只有最大的24个城市依然维持严格的户口制度。

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左）在稳定增长，200万人以下的则在缓慢降低

分布更加均匀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也有利于减小地区差别，这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在这方面，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

但转移支付不是撒钱。在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中国是贫穷的国家，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即使北京、上海也谈不上发达。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只有先脱贫和尚需脱贫的差别。中国崛起之路就是脱贫之路。

中国式脱贫的关键在于扶贫，而不是救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科技下乡、信息下乡还不够，还需要把农村带到城市，把城市带到农村。转移支付帮助贫困地区建设，包括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但最终还需要把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连接起来，形成顺畅的人力、物资、财富、机会的流动。“要致富，先修路”就是这个道理。

2019年，墨脱成为最后一个公路通达的县城；在2021年底，已经有18个省实现“县县通高速”，但更加重要的是高铁。

还记得“高铁啊，请等等你的人民吧”吗？如今已经没人提了。

2008年可算是中国高铁元年，沈阳到秦皇岛段已经建成，北京-天津线也建成了。但就“高铁纪元”来说，这些已经是“史前建设”了，新建成的是青岛-济南和南京-合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