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说，它不可能只满足于“世界工厂”，不可能只停留在中低端制造业，产业升级是它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要想取得产业突破，除了人口规模、国内市场等基本条件之外，还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要有国家的保驾护航；

第二，要有高瞻远瞩的企业家。凡是高瞻远瞩的企业家，比如路风在《光变》中写的京东方的王东生，都有家国情怀。他当然知道企业要盈利，但他也知道企业承担着民族工业崛起的使命，民族工业崛起背后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感，让他们可以看准目标不动摇。即使他们失败了，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毕竟是为民族复兴在进行艰难的探索；

第三，要有学习能力。光引进技术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自主的研发团队，在引进技术之后对技术进行吸收消化，经过多次失败，取得突破，把竞争对手淘汰出去。比如京东方今天在柔性屏领域取得的突破，据路风在《光变》中的描述，京东方连续多年也都只能砸钱，先后砸了一千多亿进去，形成七八条生产线，技术突破到了某个临界点，就挤进了高端市场。

京东方110英寸8k超高清电视机屏幕，售价已过百万（图/东方IC）

到目前来说，中国仍然是最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空前广大的内部市场，这个市场随着人均购买力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天然有吸收高端产品的能力，这为中国制造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预设了一个内部条件。

当然，光有这样的条件还不够，转型升级的确需要国家意志的保障以及企业家的自主精神。京东方搞探索时，所有媒体都冷嘲热讽，是因为当时整个经济学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只接受短期财务收益的逻辑，并把产业和民族相剥离。这也是GDP取代GNP成为评价标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GNP讲国民，GDP讲国内。现在有些人说，不要提什么内资外资，只要在国内，都是我们的资本。这是彻底把经济行为去价值化、去民族化，只有经济没有政治，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忘了，也把近代百年的惨痛经验给忘了。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我们的土地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要想复制我们的发展模式，笔者看还是很难，这些国家普遍不具备我们这样的土地制度。

笔者去过印度两次，深刻体会到，印度人很清楚自己的基础设施很差，应该向中国学习，但很难学。莫迪的土地改革失败了，征地困难，基础设施建设就很难开展。印度的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农村，要解放他们，就需要工业化。然而，2008年以后，中国的大发展基本堵住了印度工业化的路，印度不可能生产出替代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世界市场已经要饱和了，想把中国产品挤出世界市场谈何容易。此外，印度的气候炎热，宗教问题突出；印度的劳动者的工资虽低，但劳动力使用的效率和强度都远不及中国。这些都导致印度转型很困难。

三、中国的土地制度为农民提供了基础性的生活保障

土地制度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视角；但是，中国这种土地制度下的征地成本的降低，并不是没有负面效应的。

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大量低补偿地征用农民的承包地，这对工业发展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失地农民也有得不到补偿的现象，激发了社会矛盾。

此外，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性太高。在这样的模式下，一个地方如果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成功，资本和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就会导致周边地价上升，从而带动商品住房和商业用房的建设，最终由进城人员来购买比较贵的住房。地方政府虽然从工业批租中亏了钱，却能从商业批租中把钱赚回来。如果这个循环完成了，经济发展就是健康的。如果招商引资失败，大量房子造好了，就会成为鬼城。就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历程而言，这种发展模式是非常曲折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烂尾楼（图/东方IC）

首先，土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农民对征地损失的消化能力。

随着工业化不断扩大内部市场，失地农民转向城市工商业就业，经济收入实现了极大改善。有些农民还抓住机会成为了企业家。因此，农民虽然有牢骚，但并没有普遍出现群体性抗议事件。个别的抗议事件往往都是因为土地补偿款分配不均——乌坎事件就是如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的转型为什么相对较为平稳。

另外，地方政府在财政充足之后，对农民的补偿力度也逐渐加大。事实上，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按照法律确定的补偿标准补偿农民，而是根据自身财力，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在江浙一带与某些发达地区，土地征收过程中，有“房换房”、“耕地换保障”的实践。地方政府在征收农民房屋，以等面积或是更高的比例形式给予农民新房，视面积不等，农民有可能获得几套房子作为补偿。对征收耕地的，作为补偿，政府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在上海，农民耕地被征收后，可视情况或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或者是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

因而我们可以说，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嫁给了农民；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成果，又通过很多途径反哺了农民的损失，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其次，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也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最后一道防线。

现有的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法律，规定了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集体所有，农户承包，流转之后适度规模经营。按规定，农民的土地有四种类型：林地，耕地，宅基地以及属于村集体的非农建设用地。

在这其中，最被密切关注的是宅基地问题。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可以出租，但不能买卖、不能抵押。立法意图是明显的：这些房子的所有权属于农民工，他们是很难完成城市化的一批人，万一他们在城市失业，他不能失房又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