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业化视角下土地-人口-市场的正向循环

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1）全国土地实行两种所有制，一为国有制（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二为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近郊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2）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国家建设所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3）被征用土地的补偿共分三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与土地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3〜6倍”，安置补偿费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2〜3倍”，土地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则“由各省市自行规定”。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补偿的基数是按“前三年平均农产值”来确定的，这意味着原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不能参与该土地非农使用“增值”的分配，换句话说，土地转入工商资本使用的巨大增值部分，只能为“国家所有”或“资本”所有。

另一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是土地补偿的上限，而非确定补偿的最低下限。按此法律规定：全部补偿费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10倍”。该法第29条规定“若按前规定支付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费，尚不能使农民保有原生活水平的，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增加安置补偿费，但两项总和不得超过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20倍。”

至于这笔补偿费在“村集体、失地农户与劳动力安置单位”三者之间的再分配，各地情况不一，难以概述。该法的立法意图非常明显：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廉价的土地。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益处，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持续高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低廉的征地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各级政府主导，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占了很多农民的地。征地当中有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这些公共设施建设，如果对失地农民补偿过高，成本最终还是会分摊给每一个人。就如同城乡结合部高昂的拆迁成本，最终还是要转嫁给新入城买房的人。群体的利益是高度关联的，调节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有高度的智慧。

其次，低廉的征地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工业制造的成本。相关政策规定：工业批租的租期为50年，商业批租70年。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各地各级政府为追求GDP的增长率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一般列入地方财政收入），竞相展开招商引资的竞争，使用的手段也大体相同：竞相压低土地批租价格。那些不具备优势的市、县、乡镇，还会常常取消土地租金。

十几年以前，我们在调研中就发现，如果上海松江工业用地8万/亩，浙江、江苏的就6万/亩；上海6万/亩，它们就4万/亩，上海4万/亩，它们就3万/亩⋯⋯目的就是争取投资。像安徽省、江西省这些不具备优势地区，如果企业投资数额很高，土地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免费使用，就是零地租。

中国作为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几乎能保持零地租，这是中国产品廉价的根本原因。按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的价值主要由地租、工资与利息构成。如果中国制造的各类工业产品中几乎不含地租（或者地租很低），这一定使中国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产品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就会把同类产品的价格降低30%〜50%。马克思讲英国产品把全世界都打败的那句话说——廉价产品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其他同类资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倒闭，要么到中国来。这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大规模向中国聚集——而且不得不聚集——的核心原因。

在这种发展方式的推动之下，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并广泛介入了世界市场的交换，“中国制造”不仅占领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也占领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市场。这些产品虽然利润率不高，但总体需求量大，积少成多就能维系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

富士康工厂（图/东方IC）

在这么短短十几二十年内，中国数亿劳动力也因此从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转移出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等领域就业。通过发展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通过积极对接国际市场，中国不仅消化了剩余劳动力，甚至在2000年代中期开始，还出现了“用工荒”问题。这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在重工业为主时代不可能想象的，也是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有13亿的人口规模，但人口规模大，对于发展来说有时是正面的要素有时是负面的要素。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想象了一个图景：中国有如此多的人，每个人买一件英国产品，英国工厂全部开工都供应不了。然而，中国当时有人口，却没有购买力。只有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加快，财富在从农业转向工商业的过程中迅速增加，巨大的财富增量虽然造成了两极分化，但财富增量部分也在国内劳动者中分配，才能产生普遍的购买力，创造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有这样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才有很大的可能性。

后发国家在工业化之后，如果没有市场支撑自身的产业升级，一般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面对已经非常拥挤，并且高度等级化（产业链等级）的国际市场，单纯的开放并不会带来巨大红利，还有可能丧失自主性。中国恰恰是综合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劳动力众多）和制度优势（国家调控能力）的基础上，才在国际市场中夺取和收获了日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