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时代精神的聚散也与社会状态的治乱密切相关。乱而聚，治而散，或也是其常态。借用道教中的“精气神”一说来指喻“乱聚，治散”现象，虽有点玄，但也妥帖。“化精为气，化气为神”，在道教中本指个人修炼逐级上升的境界。我将其用来比附社会现象。“精”在此指物欲，或一个社会一般民众基本的物质生活要求。当一个民族长期处于动乱状态，整个社会阶层的基本物欲得不到满足，绝大部分努力都遭到失败，此一时代被外部世界阻挡的物欲便向内化积为“气”。“气”在此指积压于内心弥漫于社会的焦虑、苦闷、无奈、怨恨与希望之社会情绪之总称。此“气”的积累便会在那些生命感悟能力特强，且能思的头脑中提炼为“神”。“神”在此指思想或精神，或意识形态。其中最有召唤力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很有可能被信众视为在世的神或神的化身。

看看什么中外诸“神”涌现的时代，全都出现在长期动乱与艰难的时代。被后世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思想史上最为丰收的时代都是以民众苦难为代价的。佛所谓烦恼即菩提：净洁的莲花下一定是肥沃的污泥。当社会由乱向治的转换，我们便发现时代精神沿着相反的路向逐渐下行：“化神为气，化气为精”。

人们纷纷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当下的世俗生活。能思的心灵忙于谋划自身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家的物质生活条件，处心积虑于社会地位高低的竞比。如果此前被人们信奉的“神”想使偷食各种禁果的人们重新返回崇高，根据尼采的说法，众人一定会秘密联合起来将“神”杀死。中国人比较厚道，只是将“神”请下“祭坛”，让他还原为“人”。至于是“大人”还是“小人”，世人至今纷争不息。

二、思想之所以拒绝民族的召唤，更与市场竞争的快速且广泛的开展密不可分。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商品生产一直是农业自给经济的重要补充。在某些历史时期，商品交换曾达到极高的程度。但经济学家界定的市场经济——连亿万承包制小农经济也概无例外地为买而卖地生产——确确实实是三千年文明史的头一遭。我们原以为市场经济只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政治家想用此手段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服务，自由主义想用随市场化而来的私有制为他的心目中的民主目标服务。

直到90年代中晚期，我们才猛然惊觉，市场经济与竞争一旦展开，便执行起它自身的两大目标：一是高度简化人们的行为动机，这是它的伦理目标；二是按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重新划分社会地位的高低，这是它的社会分工目标。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原来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否则，古往今来的哲人们也不会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了。但哲人们无法解释的复杂动机却被市场竞争的现实很快地加以简化，变得极易理解。经济学家将被市场竞争而简化的动机概括在“经济人”这个范畴里。他们将经济学的全部推理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

“经济人”有三个规定：一是个人主义，所谓“社会整体”只不过是实实在在的单个人的集合名词而已。奇怪，明明是由日益加细的社会分工与交换将曾一度因经济自给而相对独立的家庭组织在一个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经济—社会的共同体内，然而“经济人”的全部市场竞争体验却让他意识到“我”的真实存在：他人只是我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二是理性主义。“理性”原来指与天理相贯通的良知，是社会共识与规范的内化，但“经济人”指定给理性的只有一种用途：计算个人利益的得失；三是利己主义，即所谓“个人效用最大化”。效用的外化，即是“利润最大化”，效用的内化仅指个人肉体各种感觉器官的舒适度。于是感觉主义通过享乐主义而无可阻挡地滑向纵欲主义。

这样，市场经济连同为其论证的现代学说，将被宗教或“社会”约束的个人从群体中拖拉出来，将被传统道德禁约的“物欲”指升为“人性”，并指定它作为推动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市场竞争迫使人人为自己，那么谁来关注社会整体与民族的未来利益呢？经济学家说：“放心，市场经济内在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将纷争的私人利益调整到社会和谐。当然，这次他们在说梦话。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陷入集体胡说呢？尽管如此，市场经济确实将人类的多重规定（生物人、经济人、伦理人、宗教人等等）强行简化为单纯的动机：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动机”摆脱了道德的禁束，余下的逐利手段只得交付法律来裁断了，即老子所说的“失德后有法”了。如果“整体”（社会与民族）及其历史与未来在各自逐利的个人意识中消失，那么，即令放弃追逐名利的头脑依然存在，那么能思的心灵指向何处呢？

私人财富执行着社会地位排序功能，中国古人或许早已发现了，否则历代儒家为什么频频发出重农抑商的指令呢？抑商的重要社会目标是防止商业财富对“道德——知识——权力”确定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以社会平等为价值诉求的计划经济时代，依然存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但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权力的有无与多寡。所谓社会转型，其实质是划分社会地位的原则与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以财富为主导的多元标准转移。

社会学家按照权力、财富和知识三大标准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但其中最强大的标准是私人财富。权力和知识若不能或多或少地向私人财富转换，便无法在全新的社会秩序中取得自信。权力的腐败屡禁不止，根源或在于此。“文章”脱离“道德”而直指名利，原因或也在于此。知识精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频发动对权力腐败的声讨，甚至要求用选举民主来更替一党执政。然而反观自身，尤其是对自身动机系统有所自觉的话，他们往往会因此而沉默下来。至于经济精英们，用“都是人嘛”一句话，在宽容自己实际行为的同时，也顺便宽容了以权谋私的种种罪恶。

市场竞争，将一切人从他们的各自所属的群体或单位集体中驱逐出来：前有发家致富的诱惑，后有破产沉沦的恐惧。一切摆脱了单位集体约束而获得自由，同时失去安全保护的人们，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私人财富的竞逐之中。于是，一个曾经相对扁平的社会仅在一代人之间演变成尖锐高耸的金字塔型社会。那些爬升至顶层的幸运者谓之“精英”，那些在底层挣扎者谓之“弱势群体”，那些介于两端之间者谓之“中间阶层”。值此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时期，那些执行思想的头脑也只能暂时搁置本该由他们承担的使命而忙碌于寻找并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