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曾使用“武汉病毒”一词，而直到最近，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也经常使用“中国病毒”来指代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称呼加剧了美国和欧洲对东亚人的歧视。它们的使用也被批评为一种试图掩盖美国政府对疫情应对失败的尝试。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称呼中隐含的观点——即疫情是中国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疏忽和傲慢，导致了西方未能对疫情做出适当的反应。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在于，在这次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之后，人类吸取的是错误的教训，等下一次灾难来临时仍是盲目的。

对一些人来说，此次疫情大流行的起源是个属于“他者”的问题，因为疫情发源于中国人“怪异”且“落后”的饮食习惯。但是，任何对流行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传染病的主要来源是家畜和其他诸如老鼠这样的动物，自从人类成为定居的农民以来，这些动物就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

在漫长的农耕生活历史中，我们从这些动物身上感染了许多疾病，而后，我们要么产生了免疫力，要么寻得了治疗的方法。食用陌生肉类的真正危险，在于可能引入一种新的传染源。

但是，因为经济活动和旅游，人类接触自然的机会增加了，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传染性疾病，如寨卡病毒（Zika virus）和莱姆病（Lyme disease）。因此，把关注点放在外来动物和野生动物的肉上是有误导性的。

此外，食用陌生肉类的危险并不来自于猎人或富人在少数零星地区所偶尔吃的野味，而是来自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对曾经只有富人或与世隔绝者能享受到的稀有珍馐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引发的问题是：该如何规范这些“野生”动物以及“常见”牲畜的饲养、运输和屠宰。

畜禽目录公开征求意见后，引发了不少争议

因此，如果说真有什么文化相关的问题的话，与该问题相关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的一个工业化国家中，其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仍然保留着从属于过去的农耕式的（agrarian）和相对孤立的（isolated）种种观念。重点应该放在监管将肉类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以及约束人类对自然的侵犯上：这是全球化和工业化的世界中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

也有人认为，造成这次大流行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它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权来说完全是个“他者”。一些人得出结论，说这次疫情一定是这个“他者”政权的一次失败，同时也是这个“他者”文化的失败。然而，部分由于这种自鸣得意的想法的缘故，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面对疫情未能做出合适的反应。

可以肯定的是，其它国家未能做出反应，与中国未能在病毒传播初期就将其消灭不同。但是，这些自由民主国家能够保证它们自己就有能力抑制类似的爆发吗？

中国人最初认为病毒的扩散是可控的，如果他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很可能会更早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控制病毒的传播。

由于武汉于1月23日的封城决定，这种新病毒的可怕力量已经很明显了，然而，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仍未能采取合适的应对办法，浪费了中国通过极其严厉的封锁措施为西方国家赢得的长达数周的准备时间。

特朗普曾声称，夏季的高温会杀死病毒（他连任的威胁也一并杀死）：西方政客有各种理由忽视这种威胁。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就一定能做得更好吗？

政治观察家们应该都知道，有效的治理不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强项。相反，一个自由社会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新闻和信息自由，以及它的法治，这并不能保证对病毒爆发做出及时的反应。

但我们是否注定要做出选择呢？我们能不能把有效的治理和言论自由结合起来？

新加坡对信息自由的容忍度更高，而韩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到目前为止，它们对新冠大流行的应对相对成功，尽管他们的情况并没有中国湖北省那么严峻。正如我在《反对政治平等：儒家案例》一书中所论述的，自由民主的民主部分导致了治理的无效，甚至还可能威胁到“自由”的部分。

全球化模糊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而其困境在于，这种超越个别国家的过程是由民族国家自己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UN）等国际组织并没有实权。

因此，解决办法可能就是将人道主义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与大国监管相结合。不幸的是，考虑到人们对指责“他者”的痴迷，人类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

（观察者网林铃锦摘译自《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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