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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美国世纪的尾声与中国道路的命运
关键字: 美国世纪美国帅楼占领华尔街金融危机世界霸权美国霸权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在不同层级之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5-56页。有关三维市场经济的论述,另可参看史正富,“史无前例的三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格致出版社,2009;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其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三十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57-72页。]。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1. 能吸收容纳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2. 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论1.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它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八十年代以来比较优势理论传播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中国定性为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只适合承接“三来一补”之类低端的缺乏核心竞争力项目的落后国家,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与产业布局的依据。然而,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迅速成长为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如果不带偏见的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
这种具有核心优势的资源禀赋,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是通过交换活动获得的(交换活动只能使优势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恰恰相反,它是这样的交换得以有意义进行的前提。这意味着,其根源必须回溯到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的毛泽东时代。
不同于改革时代以比较优势和融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毛泽东时代之整体发展路径可以被概括为赶超式的自主发展,即最大可能地调动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克服物质及精神领域的不完备状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实现工业化与产业升级,依靠产业升级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从而赶上并超越先进国家的生产能力及研发能力,实现由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向代表先进产业方向之现代国家的转化。这种以自主性及超常规跨越式前进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勇毅决绝,在最大限度地激发最广大的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使得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花了近200年、日本花了近百年时间的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任务。由于在消费与积累之间对于后者的极度强调,这一时期的社会财富增长主要体现在生产性领域而对于个人生活之影响较小,客观上造成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脱节,社会生产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后来者的财富积淀而较少地体现于当时,使得这种迅速工业化的成就及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往往为人所忽略或严重低估。
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富于效率的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常购买力在逐利动机下持续流入。这是建立在对于事实的错误表述-定性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在中国改革时代的实践中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之诡计”(List der Vernunft)的自我实现。
论2.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于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深刻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的突破这种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大跃进与文革可视作是此类实践的极端化形式)。它以某种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导致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极大地区别于苏联东欧式的典型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赶超式自主发展的背景下,从农村实际出发,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这正是改革时代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增长极之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进行改革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之苏联及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此种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实践与情势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 S. L. Sha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特别是3-52页; 白钢,“以中国道路扬弃‘苦恼意识’: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观察与交流》第135期,2014, 1-14 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具有核心贡献的“三维市场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方分权化情态是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之有效贯彻基础上得以存在与演进的,是中央对地方自主性之认同与地方对中央权威之认同、中央对地方之自觉权力让渡与地方对中央之自觉遵从拥护的有机统一。这种中央-地方关系,本质上有别于因利益分化进而形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模式,而是基于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制度自我协调,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古老命题于现代中国的新鲜实践。
三维市场机制的形成,是这种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延展。其中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困惑的“竞争型地方政府”这一维度,意味着政府在其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与竞争性经济主体的双重地位之间的动态均衡,其实质在于双重身份所依托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均衡。当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均衡显得尤其难得:这意味着,在以无限自我复制为目的资本力量于每时每刻的经济活动中不断壮大的同时,政治的力量也在相应增长,从而得以制约-利用资本而非全然为其所制所用。这种可以不断壮大自身的政治力量,当然不可能源自高度科层化与职能细分的专业行政机构,而必须归于具有高度政治意识、政治意志与政治主体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裹挟摄纳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后,开始了极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其缔造的人民共和国,不但对应于一般意义上的核心政党,更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主体性之源泉[ 白钢,《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建立答客问》,《观察与交流》第76期,2011。]。这也是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虽有各种试图使共产党“去政治化”的主张泛起,但其主体性始终得以保持的根本因缘所在。正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且其主要成员多为同级之党委成员,因而其作为经济主体逐利的冲动始终受到共产党的政治信念、组织纪律、路线方针政策之引导与限制,这种党的政治主体性对于资本逻辑的控制驾驭,尽管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引往往处于自在而非自为、生涩而欠圆熟、权宜而未究竟的状态,但恰因其存在而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地位不会根本上有损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正当性,从而使得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得以有效保持。
中国道路:延续霸权或超越霸权?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当这一世界体系的雏形在西欧生成时,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处于某种依自身逻辑充分发展趋于老熟进而停滞的状态[ 亚当∙斯密曾多次在《国富论》中以中国为高度富裕、成熟而趋于停滞的国家代表,某种符合斯密意义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代表,即伴随资本的不断累积与竞争的不断强化,资本投资收益率不断趋于下降而导致其“财富完全达到该国土壤、气候和相对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对于斯密而言,绝非落后的标志,也不局限于特定的国度或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带有普遍意味的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上卷,65-66页,87-88页,182-83页,198-99页,338页,引文见87页。另参见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41-42页,49-55页。]。进入十九世纪,这一新兴的世界体系依托科技进步(特别是军工产业的发展)与较之前现代国家有着本质差别的极强大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使得直至此时仍在经济总量上对其并不处于劣势的中国与东亚被迫中断自我逻辑的延续,被作为落后的一极嵌入此种世界体系中受其支配。
在中国极艰剧痛苦的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之伟大实践。这一实践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地突破了原有世界体系的格局规制,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于霸权支配关系的生存-发展可能。这是中国被摄入世界体系后第一次能量跃迁。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深度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中国在经济总量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成为世界龙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能量跃迁。
当下的中国,处在某种特殊的历史关口。在美国霸权事实终结的境遇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的构成及其取向尚未确立。同样未定的,是中国在其中,如何定位、如何自处、如何作用。经历自鸦片战争以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反复求索之大难与大幸中实现两次能量跃迁,面对重返世界历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如果满足于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做一个简单的趋势追随者或参与者,不智亦不义:不知己所应行是为不智,有负天下期许是为不义。而如果要担当新的世界体系领导者的角色,则必须选择,作为既有世界体系通过霸权迭代产生的霸权继承者,或是超越此种霸权结构,而另立一种新的人类生存与生活之值得追求的可能性,并将此可能性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出来。
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通过最强势的民族国家-帝国的势力扩张建立起来的一种包含高-低、上-下、中心-边缘、支配-受制关系的普遍秩序,它第一次将自然与人类共同纳入完整的世界系统,将二者共同视作实现资本无限自我复制可进行征服、剥夺、索取的对象与工具,依照资本的逻辑与利益对其进行利用与改造[ 白钢,《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观》,《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27-28页。]。这一世界体系与霸权体系是同构而混一的。尽管霸权在其具有较强生命力的阶段,会因其将自身利益与从属集团利益高度勾连而获得后者认同,是“以力假仁者”而非纯然以力欺人者,但其核心必然是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等级格局。霸权统治境界之高低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为这种压迫-支配关系编造复杂精致而富有欺骗诱惑性的意识形态,并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维持这种外观。
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意味着可以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如英国的工商业并重之于荷兰的商业立国,美国的垂直一体化法人型企业之于英国的传统私人企业)。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则必须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作霸权的继承者,已经实现两次能量跃迁的中国,只需伴随实力的进一步增强顺势而为,在世界体系中加上更强烈的“中国特色”,就可以基本胜任;而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则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限制,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它国家共进而各得其所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正大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远近大小若一共进于太平为旨归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的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仅依据自然本能生存的动物或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活生生的在生产-生活的实践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人,以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对于共同体的归属、认同和奉献为核心价值的集体主义扬弃将人等同于自利的动物、将人的本质理解作原子式个体的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 白钢,《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观》,28-30页。]。这无疑是比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与大国崛起要艰巨、复杂、久远得多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在二者间如何抉择,取决于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自身须与之相融的人类必由之路,还是作为一种世界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因特殊的历史境遇而生成、也将伴随其迁变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美国世纪已经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混沌胶着态中,一种类似《华严经》中表述的相即相融、互摄互入、法界一味、圆融无碍境界或许不但存于理上,也会现于事相。中国道路的未来,以其未来,故而未去。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渴望一种新的世界可能的全球范围之群众运动,甚而关联于一切与此因缘相涉者之所思、所言、所为、所愿。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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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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