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向“非霸权支配”的过渡

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的新型世界秩序以联合国为主要载体。不同于以19世纪民族联合大会精神指引的由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联合国高度体现了美国的政治思维与理想。冷战的背景也并未削弱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政治联合体之正当性。这种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混杂着具有高度理想化特征的世界大同主义与高度实用主义的以美国对世界货币与军事力量之控制制度化为目标的霸权诉求。因而，在其霸权的全盛阶段，美国得以将自己对全球层面的暴力垄断赋予某种代表世界政府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得以将其所发动的若干战争描述为世界警察的行为而非传统意义的战争。

然而，伴随六十年中期以降其霸权出现危机信号，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内在意图过程中遭遇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霸权的内在局限。小布什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始，标志着美国，不但早已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始终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不但无法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它本身就构成对于世界其它国家安全稳定的威胁，甚至其自身的安全稳定都面临着重大的威胁。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美国的霸权比荷兰或英国都更依赖源自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的额外权力，因而，美国比它的前任更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对于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与认同的加速流失，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本可以通过其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之主要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毫不掩饰地以“新罗马帝国”作为对进入新世纪的美国之筹谋期许，从而极清晰深刻地点出了隐藏在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自由主义话语背后美国的帝国本质；然后，正是伴随着美国公开自比于罗马帝国而导致其帝国特征的强化，所有曾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瓦解的要素也因其召唤而更分明地呈现于它的现代继承者身上。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将其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的成本转嫁给世界。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ducere，而是不再顾及长远后果纯然勒索性质的trahere，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而发生作用：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 R. Guha,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in R. Gupta, ed., Subaltern Studies, IV, New York 1992, 231-2页。]。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但体现其既有霸权逻辑的世界体系仍在延续，在它被新的世界体系完整取代前，美国还可以至少部分地维持这种“非霸权支配”的地位。这一阶段，类似一战结束至二战结束之间的时代，可以视作新旧世界体系的某种过渡状态。无疑，这个阶段的世界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拥有更丰富多样的可能与选择。

中国作为后美国时代世界体系的领导者？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对以往的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揭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 尽管基本沿用阿瑞吉有关霸权更替的理论，但相对于阿瑞吉提出的体系“动态密度”的概念，体系活性或许更能反映我理解的世界体系不再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系统，也是/更是一个由各种生物体活动构成的生态系统。参见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36-40页。]。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的新世界体系之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当今世界，唯一符合上述要求的只有中国。

对于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体系领导者的前途，在西方表现为强烈的忧虑，在中国则为强烈的质疑。

西方忧虑的核心，早在中国崛起的态势远未如今天这样清晰呈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已通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走出西方时期”的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的描绘得以表达：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与之呼应的是，此后不久约瑟夫∙奈直接在其指导下完成的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堪忧虑的发展[ S. P.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3, 1993, 3:22-49; J.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 1995, 4: 90-102。  ]。尚处在冷战胜利后的巅峰时刻，美国的富有远虑的思考者已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深感不安，他们因为深切知晓16世纪以来西方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便深切忧虑中国会以西方曾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西方。在过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美国与中国的强弱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后，这种忧虑更是几乎深入骨髓。

中国对于自身发展的质疑，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将西方视作自我发展可不断追随、模仿、接近却无可超越之理想型的精神依赖，自1848年以来面对西方不断斗争又不断失败形成的心理创伤与暗示，对于此种几乎不可战胜之庞然大物的高度敬畏中形成的仰视艳羡和相伴而生的自我贬抑习惯。这种种心理陈习与对于既往中国发展路径中存在之各种问题的焦虑交杂在一起，辗转相生，陷入不断自我强化-放大、循环往复的苦恼意识中。对于持有此种苦恼意识者，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因其无法用任何一种既有的西方理论范式加以解释，变得诡异而危险，他们不断预言，这样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增长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以灾难性的崩溃方式被终结。尽管形形色色的崩溃论自二十余年前便不断涌现并不断被事实证伪，但当集体心理进入某种强烈的自我暗示与循环后，崩溃反倒因其一直没有到来显得更加迫切而富有现实意味了。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它国家-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超常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与把握，更要能将中国及为以其代表的东亚体系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这样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我希望在未来以“现代性的两种路径：16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专著中展开讨论，这里只能粗略地勾勒其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