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国目前发展的潜力仍然非常大，但是从汽车拥有量来看，中国每千人的汽车拥有量远远少于日本、德国、美国，也少于比利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美国、西欧一些国家，每千人拥有的汽车量大概到700辆左右，而在中国，每千人仅仅拥有大概200辆汽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样巨大的潜力也形成了对世界的影响力，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媒体把这种影响力视为是负面的，甚至是一种威胁。顾爱乐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潜力所带来的世界影响力？

顾爱乐：首先，中国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了。有些欧洲公司初入中国市场时，并未充分预估到这里的竞争强度，因此当遭遇挑战时，他们往往会归咎于中国。所以是中国带来了威胁，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公司没有足够的竞争力？

西方一些国家包括欧洲，曾向中国提供一些发展援助，目的是为了让中国进一步发展。而中国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又说中国成了竞争对手，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要给发展援助呢？当中国最终实现了发展之后，他们却说你现在太具有竞争力了，我们比不过，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15年前的日本也是有过类似遭遇。日本早期也制造一些相对廉价的产品，很快这些产品的性价比和质量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特别是在某些经济产业领域，对西方构成了强劲的竞争态势。日本的产品，如照相机，开始逐渐在美国与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日本一度成为全球高质量镜头与照相机的主要生产国。直到那时，欧洲才意识到，不能低估日本在这一领域的实力与影响力。

当然，时至今日，西方已不再将日本视为威胁，反而见证了日本公司积极投资欧洲、美国的制造业，这无疑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例证。

中国的发展如此迅速，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实际上这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没有预料到的。突然之间，中国的电动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他们需要时间来吸收和消化。从经济的角度看，会出现一个再平衡和重新平衡的过程。

某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资料图：新华网

王文：现在明显感觉，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心里总会不痛快。中国崛起速度之快超越了美国和欧洲的想象，导致了您刚才讲的，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都呈现出摇摆状态。

到2018年特朗普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才出现了定型。但是，欧洲对中国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还是有些人认为的是敌人？这一点并不是那么清楚，我对此感到非常疑惑。顾爱乐先生，您怎么看待欧洲人眼中的中国观？

顾爱乐：首先，过去这些高污染、低成本的行业主要聚集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因此西方国家乐于见到中国持续以低成本的方式，生产这些行业的高污染产品。中国现在向着高科技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大规模应用高科技，这并不是很多欧洲人所能预测到的。

有一些行业或者大的跨国公司和集团，他们面临的竞争可能会越来越激烈，因为过去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是有优势的，但是现在这些跨国公司有一定的劣势，不够有活力，或者创新能力不足。所以他们可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样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印象或者感觉，就是欧洲开始害怕和担心中国，但这其实是对贸易问题的政治化处理。

如果能够轻易地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一个远在他乡的人，让别人来为你的错误买单的话，那么中国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时他们也需要照一照镜子，反思一下。其实，同样的批判也可以应用在欧洲或美国自己身上。因此，这些问题并非中国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欧洲和中国各自内部的问题。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也要感谢中国成了“替罪羊”，其实你们是在给我们提供服务。

王文：“替罪羊”这个说法听得我很不是滋味，我们的的确确不喜欢这个词，因为“替罪羊”是一些无能的人推卸责任的说辞。您觉得未来中欧和中美这两组双边关系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吗？有没有设想过会糟糕到什么程度？

顾爱乐：首先作为一个欧洲人，让我去评价中美关系可能有些困难。当然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个人对于中美关系并不是持非常悲观的态度。美国内部存在着众多政治问题和议题，因此，就这些内部政治议题而言，中国很容易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王文：中国还是成为了美国的替罪羊？

顾爱乐：可以用“替罪羊”这个词来形容，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叫做“去风险化”，这意味着整个供应链的结构不会追求垂直整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