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普京的谈判选择与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变量

普京为何选择伊斯坦布尔作为会面地点，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谈判在那里中断，那就让我们从那里继续。谈判的平台必须符合各方的利益，而土耳其是少数几个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之一。乌克兰不愿意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进行谈判，例如曾诞生了明斯克协议、俄乌冲突爆发后也举行过俄乌代表直接会谈的白俄罗斯。同样地，在俄罗斯眼中，欧洲国家甚至包括“中立”的瑞士，也已完全丧失了作为谈判中间人的资格。

尽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关系紧张时期，对俄罗斯发表过一些不敬言论，并向乌军供应武器，但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眼中仍然是一个合作伙伴：一方面，土耳其并未参与西方的经济制裁，仍保持着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还参加了去年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是那次峰会上唯一一个参会的北约成员国。另一方面，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等军事装备，并在黑海安全议题上支持乌克兰，也是受基辅当局信任的国家之一。

普京于5月10日晚至11日凌晨提出了他的谈判倡议，而特朗普和埃尔多安在5月5日的电话交谈中就协调乌克兰冲突解决事宜达成了一致。因此，特朗普也支持在伊斯坦布尔平台恢复直接对话的提议。

谈判地点的精心选择至少能够说明，俄罗斯和美国并不缺乏开展谈判的意愿。比起在去年同期举行的“瑞士和平峰会”，伊斯坦布尔作为和谈举办地能够为美国所接受，这说明本次谈判至少不会像瑞士峰会那样，单纯沦为西方对俄罗斯群起攻击的闹剧，这也是普京的构想：通过抛出谈判地点来试探美国对谈判的诚意。现在的结果显示，特朗普的确有这个诚意。

2024年6月，在瑞士召开乌克兰和平峰会。视频截图

然而，我们仍不能忽视俄美对“和平”定义上的细节不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首要优先事项仍然是立即停火。换句话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快取得成果，而且是取得一种能够绝对突出美国重要性的成果。特朗普想要的是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巨大成功”，希望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并完成对选民的承诺，从此结束俄乌冲突这个难题，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务。然而，这种做法并不能保证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冲突不会以新的强度再次爆发。

相比之下，普京明确了他提议恢复直接对话的目标：消除冲突的根源，实现长期、持久的和平，以历史的视角来看。俄罗斯的目标是解决根本问题，而不是追求短暂的“明星宣传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单方面宣布了两次停火，并严格遵守了停火协议，而基辅当局及其欧洲盟友只是口头上要求停止战火，实际上却小算盘不断。普京是真的相信谈判有可能取得进展：他不排除在接触中“可能就新的停火协议、新的停火达成一致”，这也有先例的：三年前在伊斯坦布尔，俄乌的政府代表团曾签署了和平协议，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实现和平。

欧洲在特朗普重新掌权后感觉自己被排除在世界主要参与者名单之外，他们急切表达希望参与俄乌谈判的愿望，想要取代已经有意抽身退出俄乌问题的美国，主宰乌克兰的命运，并给俄罗斯再次设下圈套。但普京有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俄乌要进行的是真正的对话，不带任何偏见和道德批判，这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

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情况：一小群外行，即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自认为是天才，自作聪明地与一位政治大师级人物普京进行了交锋。毫无疑问，普京在政治博弈中取得了胜利。这些外行政客本就没有与他同台竞争的资本。

普京巧妙地将西方置于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陷入的境地，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泽连斯基和欧洲政客们总是被普京看穿，这已经给谈判先定下了一个阴暗的基调：耍小聪明、缺乏诚意的阴谋诡计，不可能对达成真正的和平有任何帮助。

如果泽连斯基和其欧洲盟友真的是为和平而来，就不该在谈判前发表老调重弹的声明，他们至少也该学习特朗普，不建设，但也不添乱，这也是笔者认为本次谈判仍然很难真正实现和平的原因。

俄乌冲突如何才能真正迎来终结的可能？

俄乌冲突的根本问题是双方对“安全”与“领土主权”的认知完全不同，以及地缘政治中各说各话、没有共同语言的现实利益诉求。从伊斯坦布尔谈判重启的一系列事实来看，普京以“无条件和谈”的姿态打破了泽连斯基的道德绑架，特朗普的“中立”表态又打破了欧洲的施压企图，谈判前的暗战则暴露了泽连斯基一方既缺乏诚意、又无能的事实。伊斯坦布尔谈判很难真正结束战争，要真正终结这场战争，路径还是要从现实中寻找，前提则是各方对结束战争的诚意。

以下问题若没有得到解决，实现和平就仍然只是空谈：

首先，乌克兰的中立化与多边安全保障或是唯一可行的突破口。2022年《伊斯坦布尔公报》提出的“永久中立+国际担保”模式虽然在外人阻挠下流产，但其框架仍然有一些使用价值。乌克兰若承诺不加入北约，换取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等多方组成的“担保国联盟”提供防御承诺，可在不触碰俄罗斯安全红线的前提下，为基辅当局保留所谓的主权尊严红线。这一安排必须超越北约传统的对抗模式，例如允许乌克兰维持适度武装力量，同时由国际监督机构确保其非进攻性，也可能是多国派出“维和部队”。总之，方式是多样的。

1949年至2023年北约在欧洲的成员国扩张维基百科

其次，领土问题需以“冻结现状+长期磋商”的弹性方案处理。基辅当局恢复1991年边界线的愿望实际上毫无可行性，也不可能当成谈判中的条件、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的主权争议短期内无解，但双方或可默认实际控制线，将法律承认问题推迟至数年后。例如，参照《明斯克协议》的模糊性，俄乌可同意在十年内就争议领土展开“建设性对话”，期间要努力避免冲突再燃。此举既能规避泽连斯基“割让领土”的政治生命风险，也能让普京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保障俄罗斯的利益。

第三，停火与重建的“渐进式实现”至关重要。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分阶段实施：先以无条件停火、战俘交换、人道走廊开放建立最低程度的信任，随后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允许俄罗斯资金参与乌克兰重建，换取俄罗斯对能源、粮食通道的保障。此外，基辅当局及其欧洲盟友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道德审判，例如要在其建立的法庭上“绞死”普京的妄想应当停止，这不现实、也只会凭空增加不利于和平的紧张空气，影响和平的到来。

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各方的利益让渡与克制。美国需放弃“以乌耗俄”的短期算计，接受乌克兰中立化的现实；泽连斯基及其欧洲盟友则需摆脱“价值观外交”和给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的不现实想法，以务实的姿态摆正态度。而俄罗斯也应当真正心存实现和平的诚意。若各方仍沉迷于阴谋诡计，任何谈判就只会是虚张声势的表演，而不是真正为和平做出的努力。

战争的结束从不源于某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当所有参与者发现“继续战斗比妥协更痛苦”时，和平才会成为唯一选项。选择，只有泽连斯基及其欧洲盟友的让步才能将双方推向这一临界点。能否抓住伊斯坦布尔谈判的脆弱窗口，仍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俄乌究竟是选择为“理想中的胜利”流血至最后一刻，还是在现实的灰烬中重建生存的可能。目前看来，特朗普和普京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问题抛给了泽连斯基及其欧洲盟友，他们的态度将是影响未来和平谈判的最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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