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牢记的是，首先，除了能源和交通的排放外，其他经济领域的排放也不可小觑（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将它们实现物理零排放）。其次，发达国家继续占据经济链条最高端、继续为民众提供高碳排生活的意愿不可磨灭，这也是为何他们极力想要通过发展中国家减排来达成其全球“碳达峰”目的的原因。

如果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二氧化碳捕获并储存或加工成有用的产品（从新的合成燃料到建筑和其他碳工业材料）来解决（本质上，这是无关政治的技术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则至少需要在可持续经济管理领域，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做出相当大的协调努力，以更积极的国际金融团结才能完美解决。在当前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胜过环保议题的大背景下，笔者对问题的解决持悲观态度。

新能源转型的目标之一是整个能源领域的深度优化。这包括以下项目：

1. 通过使用例如热电联产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生产和运输中的损失等；

2. 基于风能和太阳辐射的可再生能源的周期性和间歇性运行而节约能源；

3. 封存和转化二氧化碳，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防止泄漏，捕获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并进行再生产，这将在实现转型目标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如果没有某些政治、法律、金融和社会经济措施的存在和正确应用，这样的技术过渡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框架内，国际社会有必要解决供需关系、非市场限制或优惠的施加、从集中式能源分配系统向更加分散的混合系统过渡的主要问题，还有地方一级的能源储存和调度等技术问题。

更重要的则是实现国际深度合作，这需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团结一致，更需要发达国家放下借环保议题保持发展领先地位的小心思。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度远胜技术问题。

2021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新华社编辑 韩岩 摄

下一阶段：顺风顺水，水深火热

很明显，能源危机作为最强大的驱动力，将为世界的能源转型过程定下基调。

高油价也推高了电价。由于冬季需求气和工业用气的短缺，欧盟开始恢复使用煤炭，这是向绿色浪潮过渡的严重挫折。

另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的高价格通常导致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加。这似乎现在就会发生，也许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引入速度，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在没有解决节能问题的情况下，过快引入新的高容量可再生能源很可能会重演德国和美国发生大停电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能源消耗巨大的主要国家，其电网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增加的负荷。

在德国，该国政府宣称将在2035年之前让所有交通工具都改用电动机。但问题是，如果机动车电气化以如此激进的方式发展，而不是彻底的现代化和渐进式发展，那么德国的电力分配系统将会崩溃，这是一个巨大的额外长期成本。此外，德国能源改革的大背景是经济衰退去工业化，德国将有多大能力进行电网改造与电动车生产？笔者对这种前景并不看好。

在瑞士，该国已经认真考虑在能源危机背景下限制使用电动汽车的措施，即一方面在照明、供暖和通信用电与个人“绿化”方面做出努力。另一方面，在机动车方面推行激进的电气化。

我没有理由怀疑瑞士人的智慧，但将新能源连接到网络的能力和数量也不是无限的，它们不仅要扩展，还要让新能源系统与老旧的电网相适应，并研究出越来越多的小体积能源设备。所谓的小体积能源设备，即屋顶上有面板的家庭系统网络，如太阳能系统等。这将对欧盟老旧的电力网络有所帮助，但这并没法真正改变局面。由于一些现实问题，我们总是会遇到小容量能量设备明显的局限性：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可用性电池和生产电池所需的稀有金属，电池安全回收的技术也远不达标，能够符合大容量、小体积标准的电池的操作条件和效率等也没有达到技术标准。

不仅是电池的回收问题，而且已经拆除的、已投入使用的和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回收问题，也开始越来越严重。例如，第一批大型风电场和SPP的使用寿命很长并且已经退役，必须对其进行处理，最好是通过使用绿色能源，当然，以最环保的方式。

这些远不是当今能源转型面临的所有问题。

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有的是科技领域的，有的是政治领域的，尤其是在努力“平均”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对全球零排放的工作方面；能源转型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负面影响巨大；大型项目的开发和国际融资都需要巨额款项支持，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能源转型的动力。这导致印尼、越南和南非等国煤炭产能的长期居高不下。

但同时，国际碳交易市场正在逐步发展壮大。预计将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的《巴黎协定》第6条，将有助于扩大为脱碳做出贡献的参与国的数量。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和地区（例如欧盟）打算或已经引入各种形式的跨境税收或提高对低碳进口商品的要求。金融机构在其投资和贷款政策中增加的环境要求，也越来越多地被各国所普遍采纳。

笔者希望需要新技术的能源转型，将成为经济发展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引擎，以取代因传统能源退出而失去的就业机会。我也有理由相信，除了更广泛地使用氢气和其他非生物气体（例如氨气）之外，新的可持续能源领域也将取得突破，为人类创造微型核反应堆当地用途、新的节能系统等。当然，这也需要意志、时间和资源，更需要各国合作。

谨慎预测

针对目前的能源转型和气候外交的实际情况，笔者做出了一些谨慎的预测。

尽管存在真正的挑战和困难，第四次能源转型仍将如期发生。尽管时间框架、规模和实现它们的一些方式将发生变化，但绿色趋势仍将是主要趋势。转型将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能源系统，这一系统能够用于高效的生产和分配、负责任的能源消耗，以及更环保的运输工作。新的可持续能源可以使这种转变更快、更有意义。

同时，不要指望传统资源会在25-30年内完全停止在世界上的使用，但它们的份额和使用方法会发生变化，有利于“绿色化”。

一方面，通过廉价化石能源发展经济与解决紧迫的气候问题之间的主要矛盾，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存在。天然气和核电作为低碳能源，加上二氧化碳储存能力的提高和碳信用市场的发展，可以减少这一矛盾的负面影响，但如果不系统地应用其他措施，不太可能完全消除这一矛盾。

一个更公平、更有针对性的国际金融责任分担体系，现在是并将是平衡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能源转型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发达国家集团让利的决心，决定了能源转型的实际效果和成败。

气候外交机构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和企业层面继续发展和加强。

气候外交作为通过寻找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和方法实现能源转型的主要手段，不仅将保持其重要性，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与相关领域的互动也会越来越多。与通常被认为是“可能的艺术”的古典外交不同，气候外交有时不得不扮演“不可能的艺术”的载体。气候外交更多可能将会作为各国“讨价还价”的议题平台，作为各国利益交换的掩护工具而存在。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