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不，我认为关键是当工资增长非常快速时，消费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追赶不上，所以人们会坚持以往的消费模式。他们适应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如果工资增长时间很长或者增长率开始下降时，消费率必然会增长。疫情导致了消费债的大幅下降，因为人们采用政府的补贴来偿还信用卡。我希望疫情能快速过去，才有可能进行更多消费。人们花费大量金钱在餐馆吃饭、乘飞机、旅游等。这些在疫情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所以美国的消费在疫情期间呈现大幅下降。

王辉耀：绝对是这样的。疫情减少了消费，比如，占全球GDP10%的旅游业。中国出境游客有1-1.5亿人次。我希望疫情能尽快被控制，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能如期举办。我希望疫苗能使旅游消费复苏。

安格斯·迪顿：我们就能够面对面进行这场对话了。

王辉耀：对。希望当我们能再次旅行时，我能邀请您来CCG。对话接近尾声，我们收集了一些媒体提问。其中一个提问来自《南华早报》。根据中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人口老龄化似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要关切。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城市之间对年轻人的竞争将升级。你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扩大或缩小中国财富差距的因素吗？

安妮·凯斯：在没有掌握更多数据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但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安格斯·迪顿：结构性的东西在经济学整体领域中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往往有点研究不足，但是答案是肯定的。

王辉耀：很好。当然，在技术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的出现，如果人们不了解这些东西，可能会对此有影响。另一个问题来自第一财经，财富税是否有助于消除贫富差距？拜登政府推出的政策是否表明“大政府”时代在美国重现？拜登正在提高最低工资，还提议对全球业务实行单一税。那么，你对此有何看法？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像亚马逊和联邦快递这样的大公司真正支付任何税收的时代。我认为这当然是助长民粹主义的事情之一。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真正的高层人士，特别是通过公司，并没有缴纳很多税。我当然非常赞成进行国际谈判，例如设定一个最低的公司税。这样，就不会有这种巨大的失真，即公司四处流动，假装总部在爱尔兰或在开曼群岛，以逃避税收。这是个问题。我认为这已经非常具有腐蚀性。政府很难收税，而它需要收税来做事情。这也被认为是明显的不公平，助长了民粹主义，而我们需要减少这种情况。

王辉耀：我们有一个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问题。许多人谈论资本主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线上的2021“达沃斯议程”全球领导人峰会上说，现代资本主义“不能再发挥作用”。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们如何真正比较未来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全球治理？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马克龙说的是，它现在的工作方式是行不通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谈到的问题，即寻租和所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将是代表人们对资本主义过剩的一种抗衡力量，而不是要废除它。而且很难知道废除它将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我们今晚这确实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讨论。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约有80万人在线在观看我们的对话。这真的很惊人，话题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美国和中国确实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一直是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从对方那里学到。当然，你书中提出的理论也非常有趣，与教育、医疗和资本主义未来有关。不平等问题也需要重视。中国也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中国使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中国刚刚进行了最新的人口普查，人口正在发生老龄化，这是需要预防的。你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所以，最后，也许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对仍在关注我们的观众说几句话。对两国如何能够一起工作合作，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我们重复由于我们没有从对方那里学习的教训。

安妮·凯斯：我认为你说得很对。我认为我们需要看一下那些好的部分，不要丢弃它们。我们需要努力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但我认为全球化的很多问题就其国内问题而言，是关于我们如何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更好进行本地分配。如果我们专注于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安格斯·迪顿：是的，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过去的5年或10年里，各国需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处理好，而不是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归咎于外人，他们应当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他们应对照顾那些生活困苦的人。这是国内问题。这是一个政策问题。这是我们政府必须能够做到的事情。反之，他们有可能在国内发生可怕的事情，也有可能在国际上发生糟糕的事情，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被剥削，然后他们会寻找替罪羊，他们会责备任何碰巧在身边的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自动化、人工智能及其它。如果你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预期寿命很低，这是真正糟糕的事情。这是一个国内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美国就不能真正很好地表现。

波特兰市中心的无家可归者帐篷营地  视频截图

王辉耀：这是很有启发性、很合理的建议。我认为这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我们得照顾老人，我们必须做自己的国内公共工程。因为这些年来，很多原来做的很好的国家开始做得不好。事实上，国际政治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专注于国内问题，并妥善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事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绝对明智的建议。大卫，你的最后想说的是什么？

大卫·布莱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我希望我们能继续讨论下去，因为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我们开始谈话时你提到，你对大流行病如何影响死亡有一些想法，我想在我们结束之前请你们讲一下这个问题。

安格斯·迪顿：令人震惊的是，现在疫情遭受更多苦难的人与之前遭受苦难的人是同一批人。而这差距并不明显，因为死亡的原因发生改变。以前在杂货店工作并没有什么风险，但现在在杂货店工作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你拥有学士学位，你得到的保护似乎对大流行病有很强的抵抗力，就像以前一样。在美国，如果你是西班牙裔白人，你就像得到强生公司疫苗般的保护，75%的有效保护率。当然，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这些有学士学位的人都待在家里，我们保住了自己的工作，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坏事。但总是同样的那群人受益，同样的那群人损失。疫情并没有真正改变这种模式。

大卫·布莱尔：很好。谢谢你解释这个问题。这是美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真的很感谢你对这次对话的贡献。

安格斯·迪顿，安妮·凯斯：也谢谢你，给了我们了不起的观众。这实在是太好了。谢谢你。

王辉耀：谢谢你，迪顿教授，凯斯教授，带给我们这样引人入胜的讨论。我真的很欣赏你在最后和整个对话中的建议，以及的理论和具体实例。你的理论实际上不仅适用于美国，也对中国有参考，包括中国的教育、卫生、平等问题。您提出各国要专注于国内自己的问题并做好，这很好。我再一次代表CCG感谢你们，也要感谢观众们观看这个跨太平洋的线上论坛。非常感谢你们。我希望能在北京再次见到你们。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