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制造者

有关战后美国力量的愿景，无法与这些接踵而至的失败和缺陷相抗衡，这似乎昭示着“苏伊士时刻”的临近。不过，在美国治国史上，拜登的总统任期标志着一个没有转折的转折点。拜登任期内，美国总体战略陷入一系列矛盾中。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军事化全球领导模式已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即便能够用于维持该模式的资源日益减少、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逐渐下滑，美国也必须将这一模式维系下去；而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坚称，美国的军事化全球领导模式是无可替代的，并将俄乌冲突作为典型的论据。

根据他们的说法，俄乌冲突后，美国应当重启NSC-68。但是，今天的俄军不是红军，甚至根本不可与后者同日而语。除非普京动用核武器，否则俄军很难对美国的安全与福祉构成威胁，欧洲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确保安全。总之，对美国政府而言，俄乌战争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俄罗斯不是美国的问题。

去年2月至11月，美国国会批准了近5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援助乌克兰；这笔款项本可以用于缓解气候变化、解决边境危机或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处境，但拜登政府却认为上述任务远不如乌克兰重要。

谈及俄乌冲突时，拜登的论调仿佛是上个时代的回音。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到一周，拜登就发表国情咨文，他吟诵道：“当此之际，我们的决心与良知正经受着历史的考验，我们应当担负起责任，拯救民主”。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任务似乎不只需要美国的承诺和决心，更需要艰难的抉择与牺牲。然而，美国并不打算为乌克兰这样做——美国的对乌援助将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拜登明智地承诺，即便民主已面临所谓危急存亡关头，美军也不会代表乌克兰作战。

对NSC-68的重提、政府的高谈阔论和源源不断的媒体评论，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俄乌冲突召唤着美国重新成为历史的舵手，带领人类走向预定的目的地。然而，恰恰是由于这样的傲慢，美国才一次又一次误入歧途。

美国若想摆脱自我满足的姿态、以更负责任的方式谈论和理解自身的全球角色，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拜登似乎决定坐失这一良机。2022年，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是说：

“放眼全球，世界依然需要美国的领导。我们正身处战略竞争中，这竞争将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同时，世界各地的人民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亟需加强全球协作，担负责任，共克时艰。因此，美国将以我们的价值观为引领，与我们的盟友、伙伴及利益共同体保持一致。我们不会让那些不向往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的人掌控世界的未来。”

这段堆砌辞藻的语句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无法奠定连贯的政策。将这样的文字营销为国家战略，恰恰证明国家没有战略。

凯南的方案

如今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份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取代僵死的NSC-68范式。实际上，早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片欢声中，就已有人提出可供替代NSC-68的方案，但这一方案一直未能引起广泛的注意。1948年冷战伊始时，尼茨的前任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了一种不含意识形态色彩的方法，用以衡量美国的政策是否成功。凯南指出，当时的美国“以全球6.3%的人口，占据了全球约50%的财富”。根据他的建议，美国未来的任务应为“制定一种国际关系模式，使我国能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维持上述状态”。

乔治·凯南（图源：经济学人）

凯南的方案旨在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同时使美国那举世艳羡的物质财富得到保护乃至进一步强化。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杜绝感情用事和白日做梦”，专注于“我们眼前的国家目标”。他指出，“利他主义和世界慈善太过奢侈，超出了美国的承受限度”。

凯南的长篇备忘录就美国应对战后世界的方式做出了相当详细的阐述。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对于凯南的分析，我们现在应当关注的不是其细节，而是其精神，即务实、清醒、节制，以及对目的、纪律和所谓“努力的经济”的强调。1948年的凯南担心美国人会被萌芽于战时的“浪漫主义和普世主义概念”所迷惑，他不幸言中了。

自1948年以来，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差距已经缩小，但并未消失——今天的美国仍以全球4%的人口占据了全球约30%的财富。但这些财富的国内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美国0.1%的富人占据了全国10%的财富；而今，他们拥有的财富上升至20%。同时，美国的财政健康状况也有所下滑：目前，美国国债总额目前超过31万亿美元；自2010年至今，联邦年均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

荒唐可气的不平等与极不负责的挥霍，使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美国陷入内外交困。军事力量也无法弥补内部凝聚力与政府自律性的缺失。美国若“一屋不扫”，就无法“扫天下”，无法行使全球领导权，更不用提在民主与专制的假想战中占据上风了。

如今的美国迫切需要遵循曾被历代执政者所忽视的凯南方案：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履行建国时的承诺，为普通公民提供良好生活。美国应要求国防部重新部署，将美国军队建设为一支保护美国人民的军队，而非将之用作全球力量投射的工具。

如何落实凯南的方案？首先，美国应认真履行《核不扩散条约》中规定的消除核武器的义务；关闭多个地区军事总部（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减少海外军事行动；禁止向军事承包商支付超支费用；“锁”上支撑着军工复合体的政商“旋转门”；恢复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战争权；而且，除非宣战，否则将军费开支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内——即便如此，五角大楼在军费开支方面仍能领先世界。

1947年，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X”的文章，这可能是该杂志史上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美国只需保持其良好传统，就能证明其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拥有延续的价值”。如今，美国的“良好传统”或许早已毁灭殆尽，但凯南的建议依然有其意义。即便美国复制了一场二战的胜利，也不能就此解决所有问题。当前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是艾森豪威尔所呼吁的“警惕的、知性的公民”。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士兵的虐待几乎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我们应当构建一个不再对此姑息纵容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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