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鲁·巴切维奇，译/刘啸云】

1952-1953年，我还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随家人一起居住在芝加哥的公共住房中。很多个夜晚，我们举家聚集在二手电视机前，观看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制作的26集纪录片《海上的胜利》。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和庄严的叙述，这部纪录片将二战描绘为这样一场正义的战争：在二战期间，美国发起了人民战争，数百万普通公民响应号召、奔赴前线，美国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战争的结局，使自由最终战胜了邪恶，二战的结果就是美国民主力量的体现。

《海上的胜利》将二战史描绘得引人入胜、波澜壮阔。仅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也确实是直截了当、令人信服的事实。这部纪录片传达了这样的主旨：二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美国将君临天下。

《海上的胜利》剧照（图源：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海上的胜利》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曾在二战期间服役，这使上述影响被进一步加深。在我的父辈看来，对德国和日本的“十字军东征”作为他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决定性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似乎也将改变他们的后代的人生。

然而，《海上的胜利》也暗示了未来的困境。其最后一集的标题是“和平的计划”，但这一集的内容与其说是和平计划，毋宁说是警告。“一架飞机投下一枚炸弹，7.8万人死亡”，伴随着这样的旁白，镜头扫过被摧毁的广岛，“两枚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屏幕上闪过解放集中营和部队回家的画面。在隐晦地提及“自由世界向明天进军”，并引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对决心、抗争、宽容与善意表示高度赞扬后，影片落下帷幕。观众无法从中理解这场破坏力空前的战争究竟有何政治或道德意义。

影片的戛然而止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当《海上的胜利》上映时，美国的某些战时盟友已转变为新的死敌，与美国开启了一场核竞赛，双方争相制造比投放于日本的原子弹更为致命的核武器；美国军队开赴朝鲜战场，再度投入战斗，但这一次，他们不会再迎来胜利的结局。“和平的计划”即便曾经存在过，在1952年也已经被搁置了。唯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美国已赢得全球霸主地位。

即便如此，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二战仍是其记忆的主旋律，而冷战则是二战某种程度上的续集。正如二战时期的美国击败了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冷战时期的美国也将击退苏联、捍卫“自由”。在美国人的集体想象中，二战与冷战融为一体，并提供了一种典型的经验：在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下，美国已获得至高无上的全球霸权。

但事实证明，1945年那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既非美国力量的体现，也非美国胜利的预兆，反而是幻觉的源头。这种幻觉一度被20世纪60年代代价惨重的越战所熄灭，又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而死灰复燃。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受挫，再度暴露出美国所谓军事霸权的名不副实。

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却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一情况本应为美国敲响警钟——正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为英国敲响了警钟一样。1956年，英国政府策划了一系列行动，试图压制埃及总统加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但以惨败告终。为此，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饱受谴责，被迫辞职。艾登的对手、英国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将苏伊士运河行动描述为“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对我国的声望和名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一判断鲜少遭到质疑。苏伊士运河危机迫使英国人承认其帝国计划已经走向末路，拉拢弱者的老伎俩已不再奏效。

对美国而言，近二十年就是一场漫长的“苏伊士时刻”。然而，美国外交政策机构拒绝面对现实，坚称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尽管美军在伊拉克受挫，美国政府依然未能吸取教训，继续在阿富汗发起所谓“良好的战争”——这一轻率之举最后以2021年混乱而耻辱的撤军行动告终。

美国本可以借此契机，宣告属于二战和冷战的激情岁月已经结束。但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举动，使我们错失了时机。受俄乌冲突影响，美国重拾了“秀肌肉”的传统。无论是作为美国史上最漫长战争的阿富汗战争，抑或始于20年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伊拉克战争，此刻都已被美国抛诸脑后。美国政府沉迷于所谓“全球领袖的义务”，很可能即将重蹈覆辙。

俄乌冲突是美国最后的机会，使其有可能在不遭受惨败的前提下吸取“苏伊士式”的教训。目前，美国对乌政策尚且是务实的，甚至堪称克制。然而，乔·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在谈论这场战争时，往往陷入一种早已过时、道德主义、不计后果、宏大叙事的美国力量愿景。如果拜登能够在做出浮夸姿态之余，结合对乌克兰利害关系的冷静评估，或许就能从霸权的迷梦中醒来，并获得一个额外的好处——证明美国人无需以儿童睡前故事的形式理解美国的国际角色。

但反之，如果拜登试图借助俄乌冲突，使美国重获基于军事力量的霸权，则反而可能陷入困境。他那高谈阔论、有欠考虑的言论或将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从而使结局变得更为惨淡。

要么成为美国的朋友，要么成为美国的敌人

NSC-68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罗塞塔石碑”，是对美国战后世界观的权威表达。在保罗·尼茨（Paul Nitze）领导下，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于1950年起草了这份高度机密的文件。该文件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基于“自由社会的高度多样性、宽容性与合法性”，奠定了美国冷战期间的政策基础。与所谓“自由社会”相对立的是苏联的“奴隶社会”，它要求“无一例外地对苏联境内所有公民，以及共产党与苏联治下的所有国家，享有全部权力”。

NSC-68条理清晰，毫无歧义，为美国霸权做出了明确而有力的辩护。文件断言：“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无序的国际关系是不可容忍的”，鉴于此，美国必须承担“全球领袖的责任”，有义务“以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方式，实现秩序和正义”。为此，美国不仅需要遏制苏联，也不仅需要对深受饥饿和苦难困扰的人民施以援手，而且必须拥有迫使他国行动的能力与意愿。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政府承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世界警察”，军事实力为主，治国方略为辅。

时过境迁，冷战已结束数十年之久，但NSC-68中基于冷战的“摩尼教式”二元对立世界观却依然存在。拜登往往坚称，民主与专制的殊死斗争将决定人类的命运，这一论调正是NSC-68的新版本。从美国五角大楼的开支、海外基地的数量和使用武力的倾向中可见，军事霸权的必要性已成为美国的信念。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以及向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扩张）影响，各国之间的距离继续“缩小”，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力随之与日俱增，这一过程几乎是毫无争议的。

但是，如果美国霸权旨在通过审慎地使用硬实力，建立全球秩序、实现全球正义，那么这一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自1950年至今，生活在英语国家或巴黎、东京的人们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数十亿居民的状况则相去甚远，只有少数人能享有更长久的寿命、更健康的生活、个人自由以及人身安全。“政府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与其说是现实，毋宁说是一种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