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情况有可能变得更糟：比如，冷战期间，美国花费巨大代价制造了数千枚核武器，试想一下，假如当时美国使用了其中任何一枚，会发生什么？不过，现实已经足够糟糕了——1950年至今，美国所发起的战争（以及各种秘密干预行动），堪称轻率、渎职、浪费的集大成者。

始于20年前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愚蠢的军事行为之一，仅次于越南战争。“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初衷是掀起解放浪潮、一改中东局势，但其最终留给当地的遗产却是死亡、破坏与混乱。战争支持者一度自我安慰道，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将使世界更加美好。但如今这一说法已经破产，再多的狡辩也无济于事。

许多普通美国人可能认为，假如将美军战后的所有牺牲都宣告为无效，未免显得太过苛刻。但是，美军在伊拉克的失败更像是普遍情况而非意外——1950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向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派遣美军，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15年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前往越南，这一决定的糟糕程度令朝鲜战争都为之“黯然失色”；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成为了“泥潭”的代名词；至于伊拉克战争，2002年，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这是“周末战士”“愚蠢”、“鲁莽”、“不顾他人的企图”，目的是“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喂给我们”。

美军从阿富汗狼狈撤离（图源：NPR）

但是，假如美国要维持其全球霸权，那么以上每一项决策都是当时的必须。按照NSC-68的逻辑，如果美国错过“解放”并统一朝鲜半岛的机会、让越南倒向共产主义，或任由塔利班继续统治阿富汗，将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将据说拥有（并打算继续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赶下台，也是政治和道德上的当务之急。

问题是，在上述每一项决策中，美国都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判断，挥霍了美国的财富以及上万美国公民的生命（更不用提数十万他国公民的生命）——是的，挥霍，唯有这一词语能准确地描述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据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911事件以来，美国军事行动耗资约8万亿美元，数十倍于拜登政府那备受吹捧的“建设更美好的美国”（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基础设施计划预算，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收益却远远小于成本。

但即便如此，支持干预的逻辑依然“坚不可摧”。拜登担任副总统时反对在阿富汗大规模增兵，担任总统时决定从阿富汗撤军，但他依然坚持着这样的基本信念：美国军事力量具有长期的效力。作为对阿富汗战争失利的回应，拜登决定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而国会不仅没有反对拜登的决定，还给出了更高的预算额度。

这样的心态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庞大的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所发挥的影响力。1961年1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告别演说中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军工复合体”手中的“错位权力”或将“灾难性地增多”。对此，艾森豪威尔给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由“警惕的、知性的公民”来控制美国那“庞大的工业和军事机器”，“以便我们的自由和安全得以健康发展”。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对于国家安全事务，美国人漠不关心，而非保持警惕。许多美国人仍然推崇艾森豪威尔，但他们所推崇的不是1961年那位发出警告的总统，而是1945年那位使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的将军。

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中获得了目标感，并将之写入NSC-68。但是，二战的胜利也同样是美国的桎梏。正如学者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近日所言，“我们被困在了二战的图景中”。战后70年来，美国在重要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无不致力于维持和延续这一图景，其首要目标就是复制一场二战的胜利，从而获得安全、繁荣、尊重和特权，或者说，让美国借由“传播自由民主”的“使命”而主导整个世界。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东的剧变，以及美国1990-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美国似乎短暂地实现了其梦想，获得了一场可与二战胜利相媲美的新的胜利，使历史“终结”于唯一的、“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治下的单极秩序。“不可或缺的国家”一词如今已与“白人的责任”（译者注：“白人的责任”出自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诗歌，根据这一观点，白人有责任管理“野蛮人”、“懒汉和异族”，消除“愚昧”、终结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译者注：即一战）一样沦为笑柄，但在1989年，这一词语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政治精英们的自我陶醉。美国为了“惩罚世界各地的作恶者”而制造了大量混乱——在所有声称以崇高事业为己任的国家中，要数冷战后的美国最擅长挑起事端。

这场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狂欢持续了数十年，直至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颠覆了美国政治。特朗普在竞选时发誓要改弦易张，制定一条“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新路线。“美国优先”的口号看似温和，实际含义却无异于重磅炸弹——这令人们回想起二战期间，英国正抵抗纳粹侵略时，曾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卷入战火。特朗普所承诺的不只是一种相对克制的外交政策，而是要颠覆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道德基础——无论是有意抑或无意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打出“美国优先”的标语（图源：华盛顿邮报）

2016年，特朗普在一次竞选集会上抱怨道，北约国家“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开支”，指责北约“掠夺美国”。“而我们对此做了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做。这些北约国家要么补交过去未交的开支，要么退出北约。如果这将使北约遭到破坏，那就随它去吧。”

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再度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捍卫他国的边境，却没有捍卫自己的边境；我们在海外抛洒了数万亿美元，却任凭国内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向富裕，却丧失了自身的财富、实力和信心”。“从今天起”，他承诺道，“美国优先将成为唯一的准则”。

在这种“异端邪说”的冲击下，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陷入崩溃，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当然，由于特朗普向来信口开河，且在历史方面相当无知，我们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否理解“美国优先”的深层含义；即便他理解了，由于他那惊人的无能和少得可怜的耐心，他也未能改变美国的方略。

在其任期内，911以来无休无止的战争依然持续；北约维持原状；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几乎毫无变化；美国境内的军工复合体欣欣向荣，耗资巨大的核打击能力现代化进程仍在悄然继续。总体而言，美国依然遵守着NSC-68的基本原则，将二战以来的信念作为其政策的试金石。“孤立主义者”仍是一句骂人话，用来贬损那些不支持美国运用海外力量解决世界问题的群体。

然而，当美国统治者还沉浸在旧日角色中时，世界本身却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这正是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个重要悖论：特朗普誓要放弃战后范式，因此，建制派如临大敌，竭力为NSC-68辩护，但事实上，美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根本与此无关，例如崛起的中国、加剧的气候危机、失控的南部边境、失去机会的工人阶级、飙升的毒品相关死亡人数、肆虐的疫情，以及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党派和宗教分化引发的国内动荡。正是由于这些分歧的存在，特朗普才能于2016年当选总统，并在连任竞选中获得大量选票，从而有可能在败选后拒绝和平移交权力、试图推翻宪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