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他们的汗水和血水，不断从绷带缝中流出来，却担心吓着我，细声细语地对我说：‘小同志，不要怕，你看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为了安慰我，有位战士还费劲地抬起缠满绷带的胳膊，强装没事。”

说起当年坑道内的情境，志愿军54军文工团战士刘军不忍细细回忆。“为了分散注意力，他们会请我唱支歌。我当年还是童音，所以唱的也是儿歌......”

1953年，金城战役。连天炮火点亮夜空，阵地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前线坑道里，刘军昼夜不休地照顾着伤员，为他们哼唱着歌曲。彼时，刘军仅11岁，却已是入伍3年的“老兵”。

“志愿军中最小的她，恰是一株给人希望的报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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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跨过鸭绿江，站在朝鲜新义州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时，刘军刚满10岁。

她看见一群老人从废墟底下的防空洞里爬了出来，背着或牵着衣衫褴褛、满面灰尘的孩子。“没有见到年轻人，那些孩子的父母不是被敌机炸死，就是到前线抗击美帝去了。”一位朝鲜老大娘拉着一名战士的手，用不大熟练的中国话说：“志愿军同志，你们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

彼时，刘军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场战争的使命和意义。但她看着新义州的残垣断壁和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弹坑，看着朝鲜百姓的惨状和战士们拽紧的拳头，她模糊的告诉自己：才解放的祖国和才治好病的母亲，不能变得像朝鲜一样。

刘军，名中本不带“军”，原名唤作“刘美英”。

1942年12月，她出生在山东。父亲生死未卜后，母亲带她一路逃难，从山东烟台到广西壮乡。四处透风的家、干不完的重活和发病时痛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是刘军五六岁时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我只有六岁，为了活命每天必须去干很多重活。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治病。母亲痛得满地打滚，我只能一边流泪，一边为她捶背缓解。”长期营养不良加上难以负荷的重活，刘军的身子格外瘦小。

1950年春，那是壮乡太平镇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刘军母女的生活变了样。“剿匪和土改如火如荼，解放军们还常常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送给我们母女，又寻医送药，治好了妈妈的病。”

为表感激，刘军母亲常常为战士们缝洗衣服，而聪颖的刘军，因自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便在部队抓到土匪时为战士们当翻译。部队的文工团，成了她最常去也是最向往的地方。解放区的歌舞，她一学就会，很快成为了镇上儿童团的副团长。一来二去，刘军和部队特别亲。

后来，刘军听说文工团要在当地招兵，就一直缠着妈妈，要她带自己去报名。“最初，妈妈不同意。但想到是解放军来了才给我们新生，她也担心自己身子哪天垮了我就没人管了，只有交给部队她才放心。”

母亲带刘军去报名，文工团的老团长不肯收。母亲谎称刘军十一岁，又再三保证女儿性格刚强，不是一时兴起。最终，老团长同意让刘军成为文工团的编外小团员，也和她立下了约定——在部队巡回演出的几个月里，若刘军受不了行军演出的苦，就送她回家。

出发的那天，刘军走得特别带劲。“行军时，大同志们轮流为我讲英雄的故事，像刘胡兰、王二小，还有苏联的丹娘、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这些英雄故事，深刻影响了我一辈子。”从基础的队列操练到学习才艺，从收集战士们的英雄事迹到紧锣密鼓排练节目，还没有步枪高的刘军刻苦认真，每次成绩都很亮眼。“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像亲人一般呵护我，没有他们的照顾，我很难完成行军和演出任务。”

经受了考验，在部队的驻地贵县，刘军正式成为了一名解放军。“第一次发军服时，就连最小号的军服我也穿不上，还是大姐姐们一针一线为我改短的。虽然改后的军装还是宽大了点，但戴上军帽，扎上皮带，我觉得自己真是潇洒又威武。”刘军美得合不拢嘴，走在街上总会引来一群群的小朋友。文工团驻地因此常有小朋友来找刘军，这时，刘军便会把英雄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那些孩子们听。“他们像我过去一样，久久舍不得离去。”

45军文工团在贵县合影，前排右四站着的小同志正是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