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字里或许藏着团圆的希望

“2018年，原超同我们去朝鲜时，原家已经苦苦找寻原德成烈士60多年了。”

黄军平回忆，“他们不甘心亲人只是一张照片上的记忆，不甘心只是烈属证上的一个名字。”

战士原德成，18岁参军，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1岁。

1954年，烈士证送到了村里，全村一起瞒着原德成的母亲。“有一天，村干部聊天的时候说漏了嘴。奶奶听到后身体立马垮了，一年多就走了。奶奶病逝后，爷爷一有时间就到处打听大伯的下落，但找了十几年没有一点消息。”

烈士的侄女原亚莉回忆，她的父亲原德功对此非常自责。“最初是我父亲想要参军，大伯以父亲身体孱弱为由，死活不同意。大伯自己却又争着去朝鲜，叫父亲在国内好好读书。”

多年来，原德功只要攒下一点钱，便去各地的民政局和烈士陵园寻找哥哥的消息，却总失望而归。

“每逢过年、清明的时候，父亲总会对着朝鲜的方向烧纸，流着泪坐在地上和空气拉家常，一说就是几个点儿。”

原德功于2010年去世，享年70岁。“父亲临终时把我们都叫到床前，要我们一定要找到大伯的下落。”想起父亲的遗言，原亚莉大哭起来。

原德成的侄孙原超说：“爷爷奶奶时刻挂念着此事，他们生前常常给我讲英烈们的故事。想让我到处寻，又担心我负担太重；交给我姑姑，又不放心她独自外出。2014年，奶奶听到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消息，她急忙叫我俩赶赴沈阳。”

当年，75岁的范淑琴患有严重的肾病，她叮嘱原超，一定要找到德成，她不愿带着遗憾离去。

“我们晚辈逢年过节给老人的红包，原来她一直存着，拿出来给我们做了寻亲的路费。可最终，她还是没能等到大爷爷（原德成）的消息。”

原超哽咽了，“到我这代，总算找到亲人了！我们家十分感谢志愿者们！”

黄军平从朝鲜带回的烈士名录中，有原家四代人魂牵梦萦的那个名字。2018年，原超同黄军平、孙嘉怿等人，一同前往朝鲜，找到了原德成烈士的墓地。

原超和原亚莉在英烈墙前，扶着亲人的名字涕泪横流：“太爷爷、爷爷奶奶、爸爸姑姑到我这一辈，四代人60多年的心愿终于了了！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原超（左）和原亚莉（右）在英烈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英雄了，这就是国家新的希望吧”

寻亲路上没有轰轰烈烈，很多过程枯燥而烦琐。

海量的线索、存在纰漏的历史信息、寻访到的老兵或烈属的强烈期盼、需要翻山越岭才能找到的荒山溪谷间的无名烈士墓、组织协调烈属团赴朝寻亲……越来越多的使命让黄军平压力倍增。

烈士的名字能够出现在英烈墙上，已经十分幸运，如果有详细信息找得到健在的亲人，更是极其难得。大多数时候，志愿者们“劳而无功”。

送英雄“回家”这条路，黄军平走得很艰难。他没有年轻强健的体魄，没有充足的资金。最初的时候，连电脑技术都是从头学起。“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当我想进一步了解寻亲路上的难处与苦衷时，黄军平笑了笑：

“我总对自己说，我父亲当年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党和国家，说明他相信未来，相信自己的牺牲能让别人过得更好。我既然认定了要帮扶志愿军老战士及烈士寻亲，我都会坚持下去。”

随着黄军平拜访的人越来越多，消息迅速扩散，不仅得到了各级部门的强烈支持，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提供线索、提供帮助。

让黄军平最为开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队伍。

时至今日，“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组织，近百位志愿者已经帮助800多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志愿者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走过了25个省份，去往7个国家，寻遍了数不清的烈士陵园。

如今，在志愿团队中，1968年出生的黄军平是最年长的一个，在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中，他显得尤为醒目。

志愿者（部分）开展清明英烈祭扫活动

“和黄叔共事这些年，我们年轻人都很敬仰他。他老说自己是个普通人，但我们都知道，他坚持做着一件件不普通的事。正因为有他和路客老师这些前辈，才有了现在全国各地分布的年轻志愿者们。”

宁波志愿者孙嘉怿说：“在我心中，黄叔是一个伟岸的人。可到现在，黄叔依旧没有找到黄建国烈士的墓地。如果哪天他老了寻不动了，我们也会为他一直寻找下去。”

初次帮助烈属找到亲人的情境，孙嘉怿历历在目。那是2017年春，一位安徽的烈属辗转找到她：“您好，看到您经常到烈士陵园去，想请您帮忙寻找一下我的小爷爷王心恒。”

原来，烈属家多年没有放弃寻找。清明时，偶然在太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了王心恒的一小段资料，获悉亲人牺牲在宁波。

孙嘉怿心里没底，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她立即联系了宁波当地的民政局和纪念馆，查询无果后，工作人员提示她可以去烈士陵园找找。

于是，孙嘉怿便利用业余时间，把宁波大大小小烈士陵园的墓碑寻了个遍。每到一个烈士陵园，她都会将陵园内的所有墓碑拍照，将烈士姓名、牺牲战役及安葬地整理信息并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