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王福寿：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

王波牺牲后，1955年，王援朝的军人母亲黄彦亭，带着他改嫁同为志愿军的王福寿。

继父王福寿，1947年参军，在解放战争中立过特等功，和王援朝的父亲王波同在解放军7师21团。入朝作战后，王福寿在第1军第7师坦克团，王波在第7师卫生科。

那年王福寿32岁，黄彦亭40岁。他们的婚礼在青海西宁留守处举行，这场特殊的婚礼，让4岁的王援朝刻骨铭心。“婚礼庄重又热闹，来的人特别特别多。部队的叔叔阿姨们热火朝天地张罗，好多人给继父和母亲灌酒。我以为他们在欺负母亲，气得在旁边大哭大闹，又把叔叔阿姨们惹得哈哈大笑。”

回忆到此处，王援朝泪流满面：“当时我继父是个未婚军官，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想到这些我就很难受，我这辈子欠继父太多了。”

1959年，继父王福寿转业到成都。回忆起和继父生活的童年至青年时期，王援朝几度哽咽。“他总是尽己所能给我最好的，总是乐呵呵的同我讲话。就算我犯错了他生气，也只是冷着脸不说话，没对我发过哪怕一次脾气。”

甚至在3年饥荒时期，父母也从牙缝里抠出粮食给王援朝，没让他挨过饿。1962年，王援朝离开成都去河北读书。继父王福寿送他去火车站，怕他路上饿着，特地到饭店买来一小碗珍贵的白米饭。王援朝吃了两口，便说吃饱了，把碗推给了继父。“以前在家里，他从来只吃一些糊糊和野菜汤。那次他接过那碗白米饭，吃得狼吞虎咽。父母在生活中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但同时要求也很严格。继父总是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能对不起我的烈士爸爸。”

参军前的全家福，后排左一弟弟王援青、左二王援朝。

1973年，王援朝从部队复员回家，想要一辆自行车。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很难入手。一天，王援朝无意间听见父母在交谈，继父对母亲说：“咱们做事，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对得起活着的人！这自行车再难也要买。”

这句话，直到继父走后，王援朝才明白了里面的深意。

1979年夏天，王援朝的妻子怀孕了，父母高兴坏了，继父神秘地告诉王援朝，他们要去西安。王援朝问父母去西安做什么，继父只欣慰地盯着他笑。

王援朝送父母上火车时，继父给王援朝买了一根冰棍，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三天后，我就回来。”

但世事难料，三天后父母没有回家，王援朝却接到继父在西安病危的消息。他火速赶到西安，在医院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继父。他身上插满管子，已经说不出话来。原来，王福寿在西安突发阑尾炎，因急性感染引发了败血症。

“病床旁，常常陪伴着一位陌生的阿姨，她看我的眼神满是怜爱。”但当时，王援朝的注意力都在抢救继父身上，即使母亲黄彦亭示意王援朝多和这位阿姨亲近亲近，王援朝也没放在心上。

“继父弥留之际，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我的手和那位阿姨的手拉着叠在一起。他笑了起来，带着那个微笑走了。”悲痛不已的王援朝隐隐感觉，他和这位陌生的阿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父杜耀亭：牺牲在停战协议当天

2018年4月5日，清明。烈属团一早赶去中朝友谊塔，参加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举行的公祭。每年，中朝都会组织祭扫活动。

朝鲜人民军军乐团早已整齐就位，朝鲜礼兵在友谊塔四周持枪护卫。庄重肃穆的公祭现场，王援朝在人群里显得尤为醒目。因为他双手各执着一副志愿军烈士的遗像。遗像上的两人，一位是他的父亲王波，另一位，是他亲生父亲杜耀亭。杜耀亭这个名字，在友谊塔《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中。

“有个西安烈士后代，仔仔细细找了几次，也没有在墙上和名册中找到父亲的名字。他是个比我还大几岁的老者，忽然情绪崩溃，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王援朝说，“他父亲是朝鲜找不到但国内登记在册的，很多烈士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还有一些15、16岁牺牲的战士，连个后人都没有，不知道他们家人百年以后，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

烈属们抚摸着烈士名录墙上亲人的名字恸哭（图源红色晋绥网）

直到1979年继父病逝，王援朝才捋清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王援朝在西安另一所医院中，为继父寻找稀缺的红霉素，忽然发现人群中一男子声音和自己非常像。他探头探脑地寻找声源，忽然和声音的主人对上了视线。片刻，那个人先开了口：“你就是援朝吧？”原来，这人是他的亲二哥杜建民。而继父病床前的那位“阿姨”，是他的生母吕瑞清，他的生父叫杜耀亭。

杜耀亭1937年参军，和王波同是抗日时期的老八路。生父杜耀亭、养父王波和继父王福寿是1军7师21团的袍泽兄弟。后来从团部分到师部，杜耀亭和王波也一直在一起。

杜家和王家同住甘肃高台镇，杜家已经有了2个孩子，王家却多年无所出，杜耀亭和吕瑞清便把刚出生的老三王援朝过继给王波。王援朝说：“援朝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生父还是养父取的，但都表明了他们的心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