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觉得这些孩子参加夏令营，会有哪些收获？

周云蓬：我小时候，就参加过盲童夏令营。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感觉什么都新鲜。对于一个东北的孩子来说，北京五光十色，也很刺激。

后来大学毕业没有工作，果然去北京漂了。我觉得跟那次夏令营关系很大，种下了种子，心底知道，人可以往远了走。

所以，当我长大了，也想让这些孩子体验下，世界很大很丰富，远方有家乡没有的东西。或者，至少从音乐中体会到快乐，向希望看齐，作为一生的参照。

温饱问题解决了，但人也需要尊重

观察者网：早些年，您办理银行卡受阻、带导盲犬入住酒店被拒的消息，也引起社会关注。您觉得视障人士或者广义上残障群体现在的出行环境有所改善吗？

周云蓬：有改善，但还是不够。

日常生活中，视障人士遭受歧视很明显。比如在一线城市机场，这已经算服务最好的地方了，我还经常遇到这类事情。工作人员跳过我，直接问同行者：“诶，他那个身份证呢？”“你告诉他怎么怎么样……”“让他把墨镜摘一下！”完全当我不存在。工作人员在跟另一个人说话间，就决定了我的命运。这是有点没礼貌的。

当然我也不愿意跟对方当面挑理，基层工作人员也不容易。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普通视障人士，可能更没有被满足这种被尊重的基本需求。的确，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人也需要尊重。

内地在无障碍设施方面，还存在不足。很多马路口，没有电子发声的交通提示灯，但在香港很常见。

再比如，导盲犬不让带进公共场所的问题。在上海某个公园，我曾经带着导盲犬，被保安拦下。一旁的上海市民跟保安解释，导盲犬可以上公交、飞机。然而，没用。

还有一次，大概半年前，我去北京某个公园，门卫拿人多做借口，说派个保安领我进去，但导盲犬得放在门口。我想凭什么呢？我就想跟我的狗狗进去。当场就有人建议，打市长热线立马就能解决，但我不想害对方丢了工作，这不是他的错，只是他不懂这个政策。

说来说去，这种事儿，只有发到网上，引起大家关注，政策、观念普及了，才能有所改观。

观察者网：您认为社会如何可以提高对视障群体的认识？

周云蓬：我听到有个网红带导盲犬被拒，打了市长热线，保安被辞退了，从此是畅行无阻了。

但我不喜欢这么惨痛的解决办法。我还是希望通过讲理，实在不行就妥协一点。某种角度上，我自己也是弱势群体。

我觉得，视障人士主要是没有更多话语权，不方便在外面跑动，就算发言，别人也听不到。要是有一万个我这样的就好办了，至少我还有点“知名度”，也就有一定话语权。如果全国1700万视障人士更多人能有话语权，能发微博或抖音，那就好了，有不公的事，就能发出来。做盲童夏令营的初衷之一，就是想让孩子们见世面，长大了起码知道怎么维权，怎么保护自己。

在任何时代，民谣都不会太火

观察者网：您之前在微博上批评过《乐队的夏天》，后来为何又改变想法参加《我们民谣2022》？

周云蓬：主要还是票房越来越惨淡吧。一直不参加综艺，就自己那么熬着，还真没有票房，就养不起乐队。养不起乐队会怎样呢？我就只能自己拿把吉他，永远是民谣弹唱这种。在效果和丰富性上，一把吉他跟一个乐队是没法比的。后来我觉得，哎呀算了，参加也挺好，至少节目开出的条件可接受，不会让你唱恶心的歌，有自主权，唱自己想唱的歌。还是达成了妥协吧。

我觉得人是在变的，我也认可自己在变。连时代都在变，那人为啥不变？我过去反对过综艺，那我今天可以再参加啊。我觉得没有什么羞耻的。参加综艺挺好的，的确带来票房，也能养得起乐队了。但是我也不否定过去反对综艺的态度。好比人长大了，也不要否定小时候的天真，或者少年时代的莽撞。

观察者网：相比前些年，民谣的热度似乎降下来了，出圈的作品也少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周云蓬：任何东西不能总热呀。比如一壶开水，只要不继续煮，也会降温。我觉得这是规律。宇宙有个熵定律，任何一个结构都在趋向衰败和死亡。音乐界也是如此。

民谣创作也有其客观规律。民谣一般来说比较写实，还带有点讽喻性。所以，不讨巧，不容易总出现。

在任何时代，民谣都不会很火，永远游离在流行音乐边缘，像台湾、香港当年校园民谣那一代，后来也不火了。可能这是共性吧。

观察者网：从文学到音乐，您的创作中有很多关乎个人的表达。在《我们民谣2022》夺冠时，您说要多写反映别人的歌，“真正体验到‘民’的那种民谣，而不是孤芳自赏的那种花朵”，不是老写自己，而是周围的人，我们的生活和现实。您现在比较关注哪些问题？

周云蓬：比方无障碍，我就挺关注，这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我有个歌叫《失明的城市》。

我现在还挺关注青少年自杀。之前有个小孩子叫刘学州，在三亚自杀。全社会开始非常严肃认真看待这件事。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一首歌能够表达这个现象。关注是一方面，能形成作品又是另一回事。创作上，我一般是先写词再写曲，因为写词是价值观的定位和体现。

我主要通过网上看新闻获取灵感，毕竟我又不能亲身调查。抑郁症我也非常关注，我曾经设想，能不能有一首歌，让有抑郁症的人一听就能缓解，当然这属于一种“科幻玄想”了。

观察者网：巡演这么多年来，您觉得自己的听众是否发生了变化？

周云蓬：可能更年轻化了。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较少来现场看演出了，十几年前的歌迷，后来消失了很多。他们可能正处于黑暗的中年时节，正在焦头烂额。而且Livehouse很多得站在那儿看，有的中年人站两个小时都站不动了。

我们观察下来，买票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还没有压力，也可能有点审美的狂热，可以为了审美花钱。他花完这个钱，或许下礼拜饭票都少了。成熟的中年人就会想，哎呦，看演出花了300块，打车又花200块，孩子奶粉怎么办？这也正常。

现场唱《不会说话的爱情》、唱《九月》，很多人会哭，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可能心理焦虑，听了歌，好好哭一场，也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就怕欲哭无泪，我多少年没哭过了，没有眼泪，哭不下来。

观察者网：为什么？

周云蓬：可能我心比较硬，觉得好听，也就到这个份儿上了，或者就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会头皮发麻，但是从来没有在音乐里感动到哭。我也不理解，可能自己不容易宣泄，不容易开放自己，从小过得太紧，男儿有泪不轻弹。这种孩子长大了，也不容易哭，心就变硬了。

有些苦难，不硬的话你挺不过来。经过灾难的人，更不会轻易哭。他既然挺过来了，见过满目疮痍，会变得心如死灰，否则就挺不过来。如果一个像林黛玉那么脆弱的人，就活不过来，活过来证明已经成为薛宝钗了，就不需要哭了。估计我就是那个类型。

观察者网：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人问您，怎么保持这么幽默乐观的心态？您就说，我只是没有把另一面表现出来。

周云蓬：就像摸了个暖水瓶，觉得外面怎么这么凉，但把盖打开，里面就是开水。要是不知道那盖儿，就会觉得这暖水瓶外面怎么这么凉。我觉得人也是，只是把一面给你看了，另一面没给你。比方很多抑郁症的人表面上很阳光，另一面其实可能藏起来了。其实，我是内心很悲观，表面很乐观。

观察者网：从您的过往看，还是有一些蛮精彩的感情经历的，像《不会说话的爱情》就来源于一段轰轰烈烈的失恋。

周云蓬：但现实不见得那么精彩，进入艺术，是一种被审美化的现实。像《战争与和平》，作为艺术作品，当然觉得很美，写得也好，但是真正的战争可不美，这个要分得清。《不会说话的爱情》是个艺术，是被审美化的生活，不是现实，现实绝对是郁闷、绝望的。

有苦难言才能成为艺术品。若是有苦都能言，可能就没有必要成为艺术品了。人是会过滤的，把那些最有苦难言的东西过滤掉。人们一听，感叹这么美，现实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