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红冰】

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充斥着世界多国禁止或限制粮食出口的新闻。例如，作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的越南，已经于2020年3月24日起禁止大米的出口。中国的西部邻国哈萨克斯坦也于3月22日起限制出口包括面粉在内的十一种农产品。俄罗斯则宣布将从4月1日至6月30日，对除欧亚联盟外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谷物出口限额，出口总量不高于700万吨。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相继宣布禁止或限制粮食类农产品出口。在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的背景下，这类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诸如“粮食短缺”之类的消息也在网络上不胫而走。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向民众传递了中国不缺粮的关键信息。诸多学者也通过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农业统计情况，分析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风险。那么，“缺粮”引发的群体恐慌，为何还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应？中国到底缺不缺粮？不缺。那么，中国社会为何会产生“缺粮”的群体恐慌？理解这种社会现象，就需要了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前世与今生。

一、中国“缺粮”恐慌的历史缘由

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采集渔猎所能提供的食物来源十分有限，且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类时常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因此，人类人口数量一直处在低位徘徊。而农业的出现，即标志着人类首次获得了较为可靠而稳定的食物来源。西方学者戈登·柴尔德就称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食物革命。这场食物革命最终使人类摆脱了食物供给与人口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从而进入到了文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一部农业不断进步发展的历史。从先秦时代的神农尝百草、后稷教民稼穑等神话传说，到民间流行的“五谷丰登”、“瑞雪兆丰年”等农业祝语，无不昭示着农业生产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且，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就是粮食生产，民众一直以来也以“五谷”作为自身的主食来源。

《汉书·郦食其传》中就记载，“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资治通鉴》则记载，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关中地区缺粮，即将引发军队骚乱。恰逢江南三万斛粮食运至，唐德宗大为感慨，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这就说明了古代王朝统治阶层很早就意识到了，国家统治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没有充足的粮食，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不过，受客观因素制约，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粮食生产的亩产水平较低，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内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即便是在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时期，中国民众依然处在忍饥挨饿的苦难境地。乾隆时期，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就曾目睹了清朝底层民众的贫穷与饥饿。学者张宏杰所著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即以“饥饿”为标题，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民众即便在“盛世”之中，依然面临缺粮的历史窘状。

直至1949年，全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为69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9公斤。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饥饿、缺粮是一种历史常态，人民亦从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温饱程度。所以，中国人对“缺粮”的恐惧，是深刻植根于饥饿历史的记忆之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越南等国宣布粮食禁止出口后，大量民众就会下意识地囤积粮食，从而引发民间缺粮恐慌的原因所在。

二、近四十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人民的温饱问题。1958年，国家首次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目标，即强调粮食生产在农业中的突出地位。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农业生产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粮食总产量一度出现大幅度下降。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粮食短缺现象已经得到了彻底根治。

例如，198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1442.2万吨，为1949年的2.7倍；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246公斤，为1949年的3.6倍。《中国农业年鉴1990》中就指出，“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解决了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此后，中国的粮食生产一直呈现出较快增长的历史趋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已经达到了472公斤，达到了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的2.3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6384万吨，比2018年增加594万吨，增幅为0.9%，再创历史新高。

不仅如此，目前中国人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的方向转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原粮消费数量从2013年的148.7公斤，快速下降到2018年的127.2公斤；人均肉类消费则由2013年的25.6公斤，上升到2018年的29.5公斤；人均干鲜瓜果类消费则由2013年的40.7公斤，上升到2018年的52.1公斤。人均肉类消费的提高，意味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的畜牧业主要依赖杂粮饲养猪、牛、羊等家畜，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粮食产量的相对充足。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巨大进步，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固。首先，新中国成立后着力进行农作物的杂交技术研究，水稻、小麦等杂交技术日益成熟，中国粮食产量得以快速提高。例如，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的水稻杂交育种专家，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水稻高产神话。

1974年，中国第一个可大规模推广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二号”问世；到1976年，其推广面积208万亩，产量比常规稻增产20%。近年来，亩产超过700公斤、800公斤、甚至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品种相继育种成功。小麦在中国也经历了杂交化育种的过程，在近些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李振声教授团队培育的“小偃6号”，成为中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其衍生品种50多个，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应当承认的是，粮食作物杂交育种技术的成熟推广使得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了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对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水稻、小麦等作物产量还将拥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例如，最近“海水稻”的育种培育工作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海水稻是耐碱性水稻的俗称，“海水稻”可以在盐碱滩涂地种植，在不挤占现有耕地面的同时，还能开发我国沿海内陆数亿亩的盐碱土地，其农业价值十分巨大。据新闻报道，青岛李沧区“海水稻”试验基地，“海水稻”最高亩产达到了620.95公斤，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经济种植的条件。这也证明了中国的粮食种植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其次，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国家开始严格禁止侵占耕地的行为，确保农业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扩张迅速，建设用地以及工业工地大量侵占农业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