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俞建拖】

当前疫情防控政策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病毒变异后的高传播性和低毒性、大疫三年后社会层面普遍的疲惫、焦虑和压抑、防控政策中副作用的累积等等，社会大众对疫情防控的成本、收益认知已经发生了改变。加上个别突发悲剧事件经互联网放大后的心理刺激，带来了认知和立场上的紧张对立。这种对立和紧张的积累是危险的，需要正视和解决。作为政策研究者，尝试对一些关键性的政策问题进行梳理，并试着给出一些建议，期待能够推动一些理性的讨论和社会行动。

四个关键问题

如何看待“动态清零”策略？

任何政策选择都是有代价的，动态清零政策也是如此，但是过去三年来，正是这一策略使中国付出了远小于其他国家的生命健康代价和经济代价，只要比较一下主要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经济增长的变化数据就很容易看清楚。只是我们对宏观公共层面收益的感知就像对空气一样习以为常，而对自身日常的不便却印象深刻，这种认知不对称普遍存在。在这场对疫情的战争中，每个国人都多少为之付出了成本，但是成本收益比从全球比较看是好的，中国抗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动态清零”策略成功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能有机会再选择一次，相信2020年初世界各国政府愿意像对待埃博拉病毒一样防控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将之赶出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之外。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和条件实施动态清零政策。中国能这么做，宏观层面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微观层面是数以千万计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经年累月的辛苦付出以及14亿人民的配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观念和认识问题、能力问题、利益问题，走形走样失误之处也不少，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本可避免的个例悲剧，但是从整体看，防疫工作者和他们的付出，值得被尊重、感谢和铭记。

工作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图源：IC PHOTO）

病毒致死率降低了，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彻底放开？

新加坡全面放开后感染死亡率数据报告出来，病毒毒性转低令人高兴，但对数据进行粗略匡算后，也只能说是审慎乐观。新加坡有疫苗保护的60-69、70-79、80+老人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014%、0.064%、0.54%；无疫苗保护的三个年龄段老人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19%、0.29%和2.5%。

从香港第五波疫情的数据看，至少接种两剂疫苗的三个年龄段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10%、0.37%、2.64%，只接种一剂和未接种的感染死亡率分别是1.19%、3.27%、12.43%，这个数据要比新加坡数据普遍高5-6倍，因为第五波早期和近期的主流毒株不一样，这里暂且以新加坡数据为参考。

新加坡疫苗接种率较高，全面放开后感染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图源：金融时报）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有2.64亿60岁以上人口（2021年底增加到2.67亿）。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披露的11月最新接种数据，完成全程接种老人总计2.28亿，80岁以上老人未全程接种比例为34.3%。按普查人口结构估计，80+老人未全程接种人数大约1228万人，60-69、70-79岁两组人口未全程接种的1187万简单估计。考虑到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半年可以传遍超过90%以上的人口，那么60岁以上老人的感染死亡人数将在50万人左右。

我国仍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口未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图源：经济学人）

这个推算是粗略和有瑕疵的。一方面，感染死亡率不是感染致死率，还有一部分死亡者只是携带了病毒，需要结合超额死亡人数和人口年龄结构数据予以校准。但另一方面，推算中假定中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医疗条件和新加坡是一样的，所接种疫苗的免疫效力和新加坡是一样的，不考虑新加坡地处热带。但实际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新加坡要小5岁，人均GDP只有新加坡的五分之一，人均的重症病床数只有新加坡的三分之一。疫苗免疫效力还没有足够可靠的数据可用，暂且放一边。综合下来，全面放开的感染死亡人数只会更多不会少。很多人在说新冠肺炎病毒和流感一样了，但要知道，美国每年流感死亡人数才3.6万，中国大约是8.8万，奥密克戎当前显然还不是流感。

如果读者作为决策者，在政策还有操作余地的时候，是否能下决心现在彻底放开？即使按照新加坡的条件，在尚有努力可为的情况下直接放弃50万人，在伦理上是无法接受的。在50万人中，约30万是80+的老人，大部分人没有能力和渠道在舆论场上发声，是沉默的少数。但是谁家都有老人，谁也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公共政策面对的是人，不是自然科学里的实验小白鼠，生命失去无法挽回，道德上也要求慎重决策。任何决策都会有代价，需要综合权衡，选择综合代价小的那种。

我们是否只能在道德困境中无法自拔？

答案是否定的。在严格的、高成本的管控策略与全面放开之间，实际上存在无数个可能的技术阶梯。境外回国隔离的天数、出入公众场所要不要带口罩、感染了新冠要不要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多少天、密接人群怎么管理、打不打疫苗以及打什么疫苗、感染后吃不吃药……这里面都有很多细项的选择。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保持强约束性的政策，而是需要积极发现现实可操作的技术方案，连接出一个登上开放恢复之日的梯子。新颁发的“二十条”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方面的积极探索意向，我们还要努力找到更多可能的技术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