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总人口规模巨大？未富先老只是阶段性特征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中国老龄化速度和程度，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处于怎样的位置？

原新：关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理解，我想从死亡人口规模的角度解释。根据联合国WPP-2024中方案预测，从2024年到2050年，我国的年度死亡人口数量从1100万人左右增加到1700-1800万人，年均死亡1435万人，累计死亡人口3.87亿人。简单算一下，14.10亿人减掉3.87亿人，到2050年的总人口还有10.23亿人，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所有的出生人口都是在10.23亿人的基础上做加法。到本世纪中叶以前，除了印度和中国，全世界没有第三个国家能够达到10亿人口以上，这难道不是人口规模巨大吗？中国总人口到本世纪中叶依然保持12-13亿人是大概率事件。

如何理解人口老龄化？在全世界237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中国老龄化水平大概排在60位左右，我们不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高的国家，但是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变化情况

到本世纪50年代，当我国人口老龄化达到40%以上，我国就会加入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行列，而且是以5亿人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全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占全球老年人口1/4左右的姿态进去的。这是中国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

从最能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综合指标——年龄中位数来看，2023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在39.1岁，也就是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年龄在39岁以上，而在上世纪60年代是19岁左右。到2035年，年龄中位数就要升到45.8岁，到2050年则达到52.1岁，这意味着到本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52岁以上，的确老龄化在加剧。

所以我们常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人口规模巨大是基本特征之一。

总人口的规模巨大，当然意味着组成总人口的亚人口的规模也是巨大的。少年儿童人口从2.3亿人降到1.3亿人，虽然下降很大，但仍然规模巨大；用“亿”来统计自己少年儿童人口的国家，除了中国、印度，不再有另一个国家。劳动力从8.8亿人降到6.4亿人，也是规模巨大，老年人口不但没降反而在升，从3亿人增加到5亿人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的亚人口规模也是巨大的。总人口规模巨大，亚人口规模也是巨大；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不单纯是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增加，而是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人都在其中，这是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基础。

观察者网：不过外界对此提出的一个质疑是，当前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是所谓的“未富先老”吗，会造成哪些紧迫影响？

原新：我的观点是，未富先老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反映了当时人口变化与经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人口老龄化初期阶段，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老龄化的基本国情。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从高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创造了经济奇迹。无论是GDP总量、人均GDP总量还是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得了飞跃发展。

举个例子，按当年价格计算，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GDP总量只有3650亿元人民币，而现在已经超过126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4元增长到现在的89358万多（折合美元约12700）。所以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正在随老而富。

另外从社会发展的几个指标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医疗保险、长期照护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自改革开放以来循序渐进推动，日臻完善。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深化改革，至今已建成多支柱多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建设以居家与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与康养相结合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也已经在路上了。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从2016年在14个市试点，到2020年已扩大至49个市，有些直辖市实际上是全域试点，比如上海、天津，目前已经覆盖1.7亿人。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保险制度。同时，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补充医疗保险、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医疗救助、医保帮扶为补充的“2+6”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已经建成。

为什么强调是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背后是国家整体经济的支撑。这个制度越健全，民众得到的福利越高，减轻了养老支出，这也是富起来的一个表现。

所以，未富先老是对老龄化社会早期阶段的正确判断，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化改革，尽管老龄社会在加剧，但中国社会正在从未富先老向随老而富过渡。

谈人口，不能脱离社会大系统

观察者网：原老师，听完您分析，还有几个疑惑。第一，您讲到总人口、亚人口规模巨大的问题，但从大众视角来说，这些“规模巨大”的背后还存在人口结构的问题，虽然短期内人口规模仍然很大，但在结构方面是不是存在难题，比如青年人口跟老年人口的抚养比等，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基金能否继续良好运转的关键问题？就像您讲的，这本质上跟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紧密关联。

第二，您谈到社会进步，人口发展的趋势跟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女性受教育程度及相关权益的进步相关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会带来生育趋势的变化。由此，我们在看待人口问题时，应如何在观念上作出正确的转变，不能只关心数量，而要更全面、更多维度，要关心质量，人的全面发展等等问题？

原新：完全正确，我一直强调观察人口问题不能只是看人口本身，必须在整个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大系统中去看人口问题，这样才有全局观。

第一，关于老龄化问题，我们现在过于关注老年人口，但其实人口老龄化不只是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增加的过程，而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过程。这个过程关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第二，关于负增长问题。总人口负增长，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口都关涉其中。比如15-59岁劳动力人口从8.8亿减少到6.4亿，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看到另一个现象，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即40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会不断提高，而低年龄劳动力人口会不断减少。很简单，因为新进的劳动力是靠近现在出生的人，而40岁以上的是40年前出生的人，整个出生人口是随时间下降的过程，这是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那么劳动力人口老化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对国家创新的影响，同时也会面临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对人的劳动力替代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要综合来看。

我一直说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意味着劳动力在不断的稀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判断。但现在很多人一谈到劳动力减少，就会用另外一个词——劳动力短缺。

短缺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要依据供方和需方的比较才能得出来，稀缺不一定必然短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会从8.8亿减少到6.4亿，但从现在到2050年，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都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同龄人口之和加起来还多。

再者，虽说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我们遇到了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那就是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对人的替代在不断加深。你去看修红旗渠的电影，人吊在悬崖峭壁上，人山人海、肩扛手拉修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人海战术。但现在你去看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的工地上，人还多吗？盾构机、架梁机、架桥机、架轨机等超大型的机械设备，都已经把人替代掉了。

再说个更近的例子，从2021年大范围普及ETC以来，我大致估算一下，普及ETC替代了高速公路上70%的收费员，他们都下岗了，而且ETC的效果还在发酵。像北京等大城市用ETC交停车费已基本普及，停车场收费员也在面临失业了。

类似这些替代现象的出现，说明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可能整个市场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也在减少，但对质量的需求明显在增加。所以在此背景下，劳动力会不会短缺，必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应轻言劳动力短缺。

第三，是老年人口的问题，老龄化是大趋势，但老龄人口也在逐渐高龄化。60-69岁叫低龄老人，70-79岁叫中龄老人，80岁以上是高龄老人。

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60-69岁的低龄人口大概占40%-50%。但到本世纪后本期，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重会从不到30%逐渐增加到45%以上。60多岁的低龄老人是渐进式延迟退休，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体。80岁以上的老人是对社会、对家庭依赖性越来越强的一群人，他们是真正需要养老的人。

我们要看到更多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结构性东西，不能只看到人口数量。此外，我想说的另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口数据的背后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有经济社会属性的，所以我们讨论人口的现实问题是，不能只是看到数据，还要看到数据背后这些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只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才能全面看待人口问题。

资料图新华社

单一的人口角度，无法解决人口问题

观察者网：这是不是说不能简单从人口角度来解决人口问题？前段时间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是单纯依靠人口路径，只能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能否具体谈谈？

原新：第一，你提到的人口问题不能只从人口角度来阐释，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必须尊重人口规律。

通俗来说，少子化就是低生育率，意味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人会越来越少。长寿化是低死亡率，也就意味着人们走得越来越晚，停留在年龄结构顶端的老年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是少子化和长寿化的结果。一旦出生的力量低于死亡的力量，人口就开始负增长。这是人口发展规律。

那么，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长寿化是没法解决的，因为长寿化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是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向往健康的长寿。

对于人口总量不大的发达国家而言，几乎所有的负增长、老龄化国家，一定程度上都靠国际移民来解决其问题。但中国人口体量太大了，14亿，占世界人口的17%-18%，靠国际移民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从另一个因素解决——生育和出生人口，依靠自己的人口变动来调节。出生是中国未来人口变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把生育率提上去呢？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出，未来30年理想的生育率是1.8，这是适度的生育率水平，过高过低的生育率水平都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到2030年的总和生育率目标值也是1.8。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显然无法达到。

在2022版的WPP中，联合国给中国假设的2050年生育率是1.41；而在WPP-2024年版，这个数字降到1.18。

我们既改变不了死亡人口，而出生人口的变动空间亦十分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经济社会发展来适应这个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以，我最近经常提这几个词：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加强主动应对。

此外，要区分两类问题，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不是一个概念。

人口老龄化是长期少子化、长寿化的结果，它是人口发展规律下的结果，是一个人口现象，中性的表述，无所谓好坏。老龄社会，则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要素交织的经济社会形态，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就会产生问题，这是老龄社会的问题。所以如果要开药方的话，不能针对人口本身来开，而是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来开。

我一直倡导，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发展经济，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

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背景之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困难会加剧。我们更应该去寻找新的人口机会，让人口和经济社会能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怎样把经济蛋糕做大，为所有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公共政策，提供坚实的财富储备，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第二，应对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民生，是一个公平分蛋糕的问题。

老年人问题不是老龄社会问题。老龄社会的问题更加宽泛，是关系整个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全方位问题。老年人问题是老年人发挥作用和安养享老的问题，我称之为老年人的助老和养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民生问题，是怎么能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蛋糕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建设共创共建共享社会的问题。

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本质是提升生育率，但提振生育率靠人口本身解决不了，只有靠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加持才有可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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