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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如玉:大家族操控的菲律宾“民主”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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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没有改变菲律宾家族政治的实质,没有给菲律宾带来西方式民主,相反加剧了菲律宾政治与经济过于紧密的关系,政治没有应有的相对超越性,导致政治腐败严重、政局动荡、治理能力低下,严重妨碍了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
1、“生意就是政治,政治也是生意”
菲律宾的腐败世界闻名,曾被载入世界吉尼斯记录,被称为“亚洲腐败癌症”。据长期研究亚洲经济政治的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的亚洲腐败研究报告的评估,菲律宾位列亚洲腐败国家之首,该评估以10为腐败风险最高值,菲律宾达到创纪录的9.40。透明国际2012年度全球176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排名,菲律宾位列105,得分34(满分100),跻身最严重腐败国家之列。
根据我们在菲律宾调研的直接感受和了解,菲律宾的确是一个腐败严重且普遍化的国家。在菲律宾,“生意就是政治”,没有“打点”好各级政府官员,就没有办法做生意。据一名众议员说,菲律宾官员在批准采购合同时所索取的回扣率或佣金率高达40%。如果“打点”好了官员,可以“只拿钱不干活”,菲律宾不仅有“豆腐渣工程”,还要“影子工程”,就是工程款项被全部贪污、转移,而根本没有实际工程。据世界银行估计,菲律宾20%的国家预算因贪污而损失,由贪污造成的财政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2000年,菲律宾监察官德西尔道曾经宣布,自监察院于1988年成立到那时,菲律宾每天有1亿比索公款因贪污被吞掉,政府在贪污事件中损失了1万4千亿比索。
菲律宾的腐败,不只是行政官僚的腐败,而且涉及国家权力的最高层。从“人民力量运动”实现所谓“民主转型”以来,菲律宾所有五位总统都发誓要与腐败做斗争,但他们五人中有四人都受到了严重腐败的指控,其中有两位直接因为个人及家族腐败而受到法律追究。标榜草根总统的埃斯特拉达在就任总统的两年时间里采取多种手段贪污敛财,主要手段包括:从非法赌博集团收受贿赂、贪污政府税收、通过关联公司违法经营等。名门出身的阿罗约在任总统期间就腐败丑闻缠身,卸任后的阿罗约因涉嫌选举舞弊和贪腐被捕,现在面临至少三起重大腐败案件的调查,面临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的刑罚。此外,她的丈夫和身为众议员的长子也官司缠身。阿罗约丈夫何塞·米格尔目前因选举舞弊案被限制出境。早在阿罗约在任时,菲律宾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就认为阿罗约是菲律宾历来最腐败的总统,马科斯居然还排在她之后,因腐败被赶下台埃斯特拉达名列第三。阿罗约被逮捕后,民调显示,70%的菲律宾民众认为逮捕她是正确的。
菲律宾的腐败,在政治竞选制度下加剧恶化。菲律宾的政治实质是家族政治,政党只是家族参与政治的“外壳”,是家族的“选举工具”。“每个家庭希望成为上层社会的一份子,故家族间极难共同为国家的发展而相互合作。”为了能够组织和运营自己的政党,掌握大量的金钱是前提,而实力雄厚的大家族参与竞选,则抬高了菲律宾选举耗费资金的数量级。菲律宾的经济不发达,经济资源又主要掌握在传统大家族手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间政治资金规模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撑众多政治家参加竞选游戏。通过各种手段搞到“灰钱”甚至“黑钱”,是没有家族事业支撑的菲律宾政治家唯一的选择。“政治也是生意”,在获得一定政治权力之后,将权力“变现”,捞取更大利益。菲律宾新兴的政治家的发展无非是要尽快发展为新的“家族”,惟其如此,政治家们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菲律宾政治十分黑暗的现实与逻辑,是菲律宾政坛难以逃脱的“宿命”。
例如,阿基诺夫人执政后,接管了马科斯“蜜友”控制的国营企业,安排自己的政治伙伴或亲友在其中担任要职;拉莫斯总统也有类似的做法,而且当时频繁发生绑架华人勒索华商的事件。菲律宾政治家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是华商。华人在菲律宾以经商见长,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经历、处境十分相像,华人在菲律宾经济相对富裕而政治地位较低。有钱没地位,自然就成了各级贪官污吏敲诈的“肥羊”。要想在菲律宾找一个没有受过敲诈的华商恐怕做不到。华商们情愿或不情愿地成了菲律宾政治游戏的“金主”,成了政治家们的后援团。“平民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支持力量之一是商业巨富爱德华·许寰哥,他也曾是马科斯总统的“蜜友”。1998年爱德华·许寰哥为埃斯特拉达竞选提供资金,埃斯特拉达执政后投桃报李,请许寰哥担任了菲律宾第三大公司的董事长,掌控约1千亿的椰子征收基金。难怪我们在菲律宾访问时,一位华商感慨地对我们说:“每一个菲律宾官员都有一把可以打开他的钥匙”。
2、“摇晃政治”纷扰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命题在菲律宾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在西方国家也许是适用的,但同样的体制到了菲律宾,真可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西式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对于菲律宾经济社会具有明显的损害作用。其中,最为明显和突出的表现是菲律宾政局的“换季”现象,大大影响了菲律宾政局的稳定,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成本。这在菲律宾有“摇晃政治”之说。
所谓“摇晃政治”最主要的就是大选。选举使菲律宾常常处于政治的“换季”状态,最突出的就是6年一次的总统大选。金钱政治和动荡的政局使菲律宾的选举总是难以预测,一旦新政治力量、政党上台,随之而来就政策的重大调整。此外,再加之执政时间短、反对派牵制作用大,使菲律宾涉及国计民生的众多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即使一时达成方案,也因无法执行而付之东流。
以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都要面对的资金问题而论,菲律宾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资金长期短缺,特别需要外部投资支持。但菲律宾长期政局不稳,投资风险高、安全性低,导致了菲律宾始终缺乏外来投资。我们调研中,许多华商都表示,在菲律宾长期从商的经验告诉他们,在菲律宾从事经济活动不宜投资,最好的方式就从事贸易活动,以规避风险。据菲律宾中央银行公布的资料,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最初10年,菲律宾的外来直接投资多年保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简直是微不足道。波动性大是菲律宾外来外资的另一特点,每一次大的波动都与菲律宾的政治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逢大选外国投资者就会持观望态度,外来投资就会呈现规律性的下降。
三、庞大而具依附性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政治发展领域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根据西方经验,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实施,会出现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具有独立意识和稳定作用的“公民社会”,这既是现代化进程的成功标志,又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菲律宾的现实却为这样一套十分流行的现代化话语与教条提供了一个反例。
从现象上看,菲律宾曾被称为“东亚民主橱窗”,的确,在菲律宾不仅“上有宪政民主”,而且“下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甚至被视为国家能力弱而民间势力强的典型的“强社会、弱国家”。一次次声势浩大、成就辉煌的争取和保卫“民主”的社会运动,更加彰显了这个特点。
菲律宾是“拥有全球第三大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中国家”,其数量仅次于巴西与印度。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宗教为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第二类是以行业、职业、族群或地方为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农民、劳工、城市贫民、妇女、少数民族群体、不同专业人士组成的组织,这些组织在菲律宾被统称为“人民组织”(People’s Organizations),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特定群体利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一工会、菲律宾工商总会,菲律宾华裔青年创业联合会等;第三类是由少数具有培训、研究和倡议工作专业技术的人员主持的非政府组织,为其他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提供中介、志愿性服务。根据2000年前后的统计,以中上层群体为主体的第三类非政府组织达到了3.4—6.8万个,“人民组织”的数量介于16.9—31.3万个。这些组织,不仅致力于慈善救助活动,有的从事扶贫、发展生产和环境保护活动,更多的以和平的但不排除暴力的政治活动争取和维护不同群体的利益。
但是,如此庞大的“公民社会”却没有促成菲律宾的政治转型,相反他们在菲律宾建国以来60多年的政治历史上并没有起到多少促进社会发展,增加社会福利,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或充当家族势力争权夺利的助手,或成为政治动荡的催化剂。菲律宾公民社会发挥的这种十分特殊的历史作用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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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钟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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